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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有西:法治進步來自理性的公民行動

      2014-10-31 18:47:44閱讀:4767次

       

       

       

      陳有西:法治進步來自理性的公民行動

       

                         2012-08-28 

       

                     作者:《新京報》記者  朱桂英

       

       

      陳有西,學者型律師,京衡律師集團董事長兼主任。新京報記者 

       

       

        2009年李莊一案,律師陳有西以其濃郁的公共關懷,以及堅守公平正義的法治熱情,重樹了公眾對法律和律師的信心,可謂一案成名。


        之后,一有公共事件發生,若需在法律層面汲取理性,或爭取法律援助,人們就會期待陳有西發言行動。三年之間,陳有西從一個律師轉身而成公眾人物。


        對于律師這一職業,陳有西謂之“進可匡扶正義,退可養家糊口”。然而,因一些理念的分歧,曾與他同袍為正義而戰的法律人,尖銳指出陳有西的智識局限與退而求安的保守。


        在人們滿懷熱情探討轉型時代各階層人士的責任時,身處法治第一線的律師群體出現的分歧,是當下政治文化思潮中饒有意味的景象。故而本報記者在陳有西著作《變革時代的法律秩序》出版之際,以此為出發點對話陳有西。新京報記者朱桂英


        【人物小傳】


        負軛成長,絕處逢生


        陳有西生于1955年,屬“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童年時代,飽嘗饑餓之苦與貧窮之厄。人生第一個記憶,是五歲時腹中饑餓大哭不已,祖母牽著他向村食堂求情半天,終得從大木桶連砂帶屑刮下來的半碗冷粥,囫圇下肚。祖母終因饑餓過世。


        陳家生養眾多,兒女七人,興可成行,但于彼時,生存為當務之急,養活兒女實為重負,家中勞動力唯陳父一人。身為長子的陳有西,若手不釋卷,陳父即棍棒加身,為讀書而挨打,恰是那個時代真實的生活圖景。


        苦難的壓抑,很早就催生了陳有西的頗為悲觀的人生之思,十二歲時作詩“人生猶如花草樣,一過青春冤從秋”,被老師批評頹廢宿命。而至高中畢業,自知家中貧弱無背景,在推薦入大學的時代,恐與大學絕緣,整天獨自傷懷,對生活絕望,想著如何離開這個世界。


        在家務農近五年,全國恢復高考,陳有西成功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恰逢國家大力提拔培養“第三梯隊”。“文革”結束,百廢待興,亟須人才,在提倡干部知識化、年輕化的體制氛圍中,陳有西一畢業就進入體制,如魚得水,由縣至省,在體制的安排下,一路提拔遷升,到33歲,已是省委常委秘書兼省最高法院辦公室副主任。


        但之后因體制內部的嬗變及人員調動,陳有西不再能如坐春風得意前行,一番思量后,辭別體制,另尋他路,在四十五歲時,開始律師生涯。十年后一案成名。


        被安排的人生之路


        陳有西的特殊之處在于,他并非真正法學出身,初入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皆由體制之手按需分配安排。中文系出身而入法律之門,陳有西的法學資本,全部來自于他的自學與實踐。他戲稱這是在游泳中學習游泳。大學中文系的學習經歷,歷練了他的學習能力,而非提供他之后工作所需的知識素養。


        陳有西的家鄉寧海,瀕海多山巖壑雄秀,多舍身守國、舍生取義的死節名士,有“士生期間,率尚風楷厲名節”之謂。陳有西覺得身上就有這種文化基因,考上大學,他自誓建功立業,揚名濟世,經歷一番周折后,反思而知曉在中國的社會環境中,要推動社會發展,舍生取義值得尊敬,但守義而有所作為,更不容易,必須識時運,知進退,善權謀,能變通。


        在陳有西自己一人打理的學術網上,有一段動人的話語:“法治的進步不能靠恩賜,也不能靠機遇,它是深思熟慮的行動和頑強不息的奮爭,推動法治建設的是一次次理性負責的公民行動,律師在這樣的行動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攜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而非現代政治倫理,傳播現代法治思想,是李莊案里那位堅守法律尊嚴的陳有西的另一種思想面貌。而陳有西的解釋是,中國律師的榮耀,在于守護良知與正義,其前提,是理性與深思熟慮,是深入妥切地理解現實,一步一步踐行,不做高遠玄思。


        【對話陳有西】


        政治參與:與體制保持良性互動


        新京報:在你的一些回憶文字里,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細節,那是1983年,28歲的你寫了一篇《也談縣級機關的機構改革》一文,入選中共中央雜志《紅旗》內參,你說這是你的第一次政治參與,“內心很是自豪了一番”,當時你任職縣級干部,已是政治中人,為何覺得文章入內參,才是政治參與?


        陳有西:我對政治參與的理解,很樸素,傳統所說的“一言興邦”,對于我而言極具吸引力。我潛意識里就認為,真正的政治參與,是要能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當時政治體制改革的氛圍很好,我就希望自己的言論能夠影響到體制決策層面。


        這樣的理念,其實一直貫穿于我的生活工作中。我一直覺得,關于好的社會的設想,如果能進入國家決策層面,那比在體制外搖旗吶喊多年要好。也就是說,有濟世情懷者,應該與權力階層保持良性互動,在對話與協作中,實踐自己的理念。


        新京報:我們可以把寫作分為兩種,一種以公眾為閱讀對象的公共寫作,帶有啟蒙與分析性質,一種以執政階層為閱讀對象的政治寫作,帶有建言以及諫言性質,你的新書《變革時代的法律秩序》,有很濃郁的進言氣質,更像是第二種類型的寫作?


        陳有西:如你所言,我的寫作確實是第二種,不乏有人指責我有媚上之嫌。我不認為第一種寫作就比第二種來得高尚,事實上,兩種寫作方式都值得尊重,尤其是在當下這樣的轉型時代。我也在踐行你所說的公共寫作,我的微博發言以及一些報刊文章,其實就是有意識地與大家分享我的理論。


        合力前行:轉型時代更需對話與和解


        新京報:斯偉江律師曾著文指出你和他之間的分歧,你認為要看到體制內的健康力量,而斯偉江認為要看到公權力的惡行。這種分歧的實質是什么?


        陳有西:斯偉江的立場,是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立場,認為必須與權力保持一定距離,并且時時質疑權力。不是一個政治的立場。


        這樣的判斷的最大失誤是,13億人口的國家,八千萬黨員,二千多萬公務員,如果你將體制內的所有人都否定掉,這個國家是沒有希望的,任何社會的前進,每一步改革、改良,到最后,還是要依靠體制內的有良知的人。


        我認為,體制內的健康力量,是值得珍惜的,而且將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是理想的模式,現實不可能突然產生一批新的可用之才來打造一個新的社會,不可能天降一個新體制,我們所有改革的理想與力量,智慧與勇氣,都是來自于當下這個我們可能并不滿意的社會。我們不能出于某種失望悲觀的情緒,就否定當下,好的社會秩序,好的法治,都是緩慢生長的,不可能全部推倒重來。


        新京報:塞廖爾·亨廷頓在他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一書中有類似的觀點,一個偉大的改革者,必須努力消弭分裂,要駕馭各種社會勢力,并且,改革者的問題在于不可用一大堆要求來壓倒某個對手,而是要用有限的目標計劃,一點一滴推動改革,使阻力縮小到最低限度。如果說斯偉江是獨立知識人的立場,那么你采用的立場,更接近改革者的立場?


        陳有西:是的,我的自我定位,確實有改革者的意味。亨廷頓這個觀點非常正確,我始終認為,不要去幻想天上掉下一個美麗新世界,我們應該在原有的基礎上,一點一滴推動社會的進步。


        我強調的一點是,在一個有分歧的轉型時代,我們更要強調對話與和解,要有共識,無論是體制內,還是體制外,合力前行是最重要的。


        超越局限:以開放的視野關懷當下


        新京報:你曾著文談論律師與公眾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同樣以言論介入政治,律師的介入程度可能會更加深入,而且,其實際作用力,也是比較大的。就你的觀察而言,在推動社會進步的過程中,當下的律師群體,特別是有著強烈現實關懷的律師群體,他們自身的局限在哪里?


        陳有西:我們現在很多律師,其實被草根思想所左右,他們以良知為原則,勇敢、正義,敢于與公權力做斗爭,但也正是這種斗爭的狀態,他們的視野是有局限的,因為總是在扮演一個正義斗士。


        新京報:近年來,普通人的法律意識在增強,律師群體受到的關注也越來越多,雖然并不是每一個律師都在扮演正義守護者的角色,但是只要有律師挺身而出為公平正義吶喊,就會得到人們的尊重,這其實也反映了大家對健全法制的渴望,以及對法治的期待。從這個意義上講,轉型時代的律師,其實還擔負這一種類似于法律啟蒙者的角色。也許我們可以將之視為時代使命。


        陳有西:對,可以這么講。所以,我尤其想提醒那些有公共關懷的律師,不要讓自己標簽化,你必須站在正義公正的立場上,而不是一個體制的抵抗者這樣的立場上。而且,與公正的敵人作戰,必須講究策略,要注意的是,公正應該是全方位的,既要看到體制內的積極健康的力量,也要看到民間的積極健康的力量。
       

      大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