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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有西:民營企業家的九大生存風險

      2015-09-13 19:53:49閱讀:36072次

       

       

       

       

      陳有西:民營企業家的九大生存風險

      在成都企業家論壇上的演講

      2013年9月26日

       

      作者 / 陳有西 來源 / 陳有西學術網

       


       

       

        導讀:不解決刑法的基礎思想,不重新改造我們的經濟刑法,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永遠會走在通向監獄的路上。


      第一節


        目前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非常不好,這是有目共睹的。我想從經濟刑法的角度,對企業家、民營企業的生存風險做一個扼要的分析:


        第一種是政治意識形態導致的風險。


        我們的刑法思想是受憲法的統率,“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是限制和剝奪的。而憲法思想,來源于建國理論,《共產黨宣言》。宣言里開宗明義的一句話,終極目的是消滅私有制。因此,中國法律存在著天然的消滅民營經濟的基因。需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共十五、十六大以來的“三個代表理論”中的“先進生產力代表”理論,“保護財產性收入”理論,對一些不適應今日中國國情現狀的思想,進行反思清理,在基礎理論上給民營經濟合法地位,而不是消滅它。


        第二種是打黑擴大化導致的風險。


        因為很多民營企業有一定的原罪,比如總有一些保安打人、自己偷稅漏稅、假發票等行為。去任何一個民營企業查,找幾個罪名易如反掌。累積那些企業主的幾十年下來的各種不是,一堆罪名就有了,就可以給他們套上黑社會的帽子。人就可以殺掉或者判無期,財產可以全部沒收,完全剝奪。這就象養豬,三十年養肥了,一并殺。改革開放形成的民營企業的成果,一個刑事判決,就可以把他結束掉。


        第三種是財富權力化轉移問題。


        以前可以通過暴力革命的方式,重新分配社會財富,有槍就有一切。現在有了270多部法律,凡事都有了一個框框,沒辦法用這種任意革命的方法殺人沒收剝奪了,于是就用司法的手段,重新剝奪和分配財富。用公權力和司法權力,重新進行掠奪,重新進行瓜分。財富直接依附于權力,不是依附于戰亂年代的槍桿子。已有大量案例充分說明了這種現實的風險。


        第四種是經濟行為的政治化問題。


        企業家要獲批一個項目,拿到各種許可證、拿到土地、稅收優惠,在官場腐敗普遍化的環境下,就要屈從于權力尋租,同有權人進行權錢交易勾兌。建好一個項目的過程,往往是自己黑化的過程。企業家的好多行為,就這樣都跟行政權力攪在一起。一旦官員受賄案爆發,行賄的企業家馬上就會被牽扯進來。現在很多企業家出事,都是涉及行賄犯罪。


        第五種是官員短期政績觀的風險,官場內斗殃及池魚。


        誰當市長、縣長,誰就希望在自己的任上,GDP和財政收入增長快一些,能夠搞出幾個大項目來,對形象和仕途都有好處。再加上一任新官都有一些企業家兄弟圍著轉,要項目,要發財機會,因此對原定的地域范圍的項目要重新洗牌,原來市長搞的項目,在我任期內要變更,有的就要下馬,有的要讓我的利益小圈子來做。這樣一種新官舊官搶項目的內斗,往往也導致借助司法手段搞企業家。


        第六種,就是計劃經濟的余毒,權力插手民營經濟。


        很多官員沒有企業自主權觀念,公私不分。習慣于將私營企業當成國有企業來管理,權力的運用沒有界限,肆意地插足民營企業的內部事務。從來沒有想過民營企業享有自己的經營自主權和財產私有權,從來不明白民企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其本身的股東大會,不是國家國資委,也不是財政局、工商局,也不是市長、縣長,沒有基本的《公司法》法律觀念,非法干預民企的行為在全國非常普遍。


        第七種就是刑法罪名的泛犯罪化立法。


        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以來,《刑法》進行了八次修正,光市場經濟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就有112個。很多罪名專門針對民營企業家,當然也有專門針對國企老總的。因為立法很嚴,每個人都在違法,然后打擊時選擇執法。“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成了這些年的全國性現象。如果聽話愿意交稅的,幫我去搞政績工程的,我扶著你,一旦不高興了隨時收拾你,找個罪名易如反掌。為了一下搞準、搞死、不讓他翻案,往往叫公安局檢察院多準備一些罪名,這個不行定那個,東邊不亮西邊亮。總能把一個民營企業家搞死。王立軍就說過:把政治問題搞成法律,主動權就在我手里了。薄熙來針對指責也說:我們這是依法辦事。由于法律的泛犯罪化立法,法律成了他們濫用權力的隨心所欲的工具。所以選擇執法。


        “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實際上嚴重壓縮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活力,破壞市場經濟的秩序,扼殺中國經濟的發展。所以企業家只知道自己做生意這一塊、不關心刑法是不行的,因為刑法隨時可以剝奪你的權利、剝奪你的財產,吳英就是死緩,無期徒刑重慶判了很多,現在一個也沒平反。所以薄熙來案我的評價是,從審判來講是成功的,從偵查來講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重慶整個撥亂反正根本就沒有啟動,公檢法辦成冤假錯案的人全部在臺上。這種組織路線根本就沒有動,整個意識形態也沒有動,所以薄熙來把他牽出來判掉一個,整個的重慶路線的威脅性在全國毫無改變,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現象。


        第八種來自行政權、司法權腐敗的對企業家的敲詐勒索。


        顧雛軍的案子就是某一個政府官員向他要500萬,不給就誣告他,顧雛軍最早就這么出事的——對敲詐索賄沒有滿足,對勒索不服。顧雛軍跟我講,我不是不愿意給錢,500萬又不是大錢,我完全可以給他,但是給他我這一輩子就講不清楚了,萬一他抓進去把我講出來怎么辦?所以我不是不愿意給錢,是我不給也不行,給也不行,不給他查我,我給了他,將來一輩子的隱患,所以企業家怎么活?


        第九種就是政法人員知識更新和執法水平的問題。


        這個問題也很大,我們的公安偵查人員、檢察官、法官,法律知識非常陳舊,不知道中國社會主義三大特征,在這三十年中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還是計劃經濟、限制私有制、不保護合法財產、打擊資本獲利、打擊財產性收入、打擊投機倒把、抑制平等競爭市場流通那一套舊觀念。不是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理論。,包括一些金融知識,包括財務知識、現代公司企業制度知識、電子商務的知識、知識產權的知識,《公司法》、《民法》的知識,都非常薄弱。好多人他不學習,混日子,一些人一天到晚在KTV喝酒唱歌娛樂,阿諛奉承,拍馬屁爭官位,不研究新問題。


      第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思想、市場觀念和法律水平落后,他接受不了財產性收入,保護資本增值制度的觀念。他覺得為富就是不仁的,有錢的人,就是應該打倒的,無償分給老百姓的,就應該再來一次打土豪分田地,不打你,就應當施舍出來。


        “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實際上嚴重壓抑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活力,破壞了市場經濟的秩序,嚴重扼殺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比如土地歷史的知識,我們共產黨當初承認土地是免費分給人民的,土地是私有的。從江西瑞金蘇維埃,到延安根據地,到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新民主主義論》,到新中國建國,我們一直強調土地私有,向人民承諾。打土豪分田地,土地分給人民,叫“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后來變了,把老百姓土地,哄到政府口袋里,哄過來以后,退社不自由了。立法了。憲法規定:城市土地國家所有,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用國家法律把無償拿來的、完全不是等價交換從農民手里收回來的土地,用國家的法律,無償剝奪掉了。那么現在還給老百姓什么呢?土地我們現在是商品房,土地流轉了,每個房子1萬塊錢1平方的,有7000塊是土地成本。等于無償向人民手里拿到的土地,我們又高價賣還給了人民。違背了共產黨鬧革命時,對人民的承諾。我們當時對人民承諾,得到政權后,土地就是免費分給人民的,你跟我鬧革命,我土地白分給你。


        所以,很多公檢法司人員,根本不知道這些基礎性的問題,不會思考,不去研究這段歷史,不研究共產黨當年對人民的承諾。只會當工具。


        社會主義特征的三大理論,公有制為主體、計劃經濟和按勞分配理論,通過30年的改革,現在全部都變了,但我們的執法思想沒變,產生了非常大的沖撞。


        第一,公有制。現在已經是私有制占主導地位了。除了壟斷企業還在國家手里,比如浙江財政收入,稅收74%靠民營經濟,所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很多省份在全國經濟成份比例中,都已經改變了;


        第二,計劃經濟。我們不但黨的綱領,連《憲法》都修改了,“計劃經濟”四個字拿掉了,憲法已經明確寫上了社會主義現在是市場經濟。


        第三,按勞分配。以前我們只有榔頭、鋤頭挖來的錢才是合法的,資本的獲利,我們基本上是否定的——就是資本中的每一個毛孔里,都流著工人的血汗,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共產黨宣言消滅私有制的理論。現在我們不但允許和支持資本獲利,還開放了股市、期貨市場,開放了風投市場。我們已經明確民間講,要保護財產性收入,也就是資本獲利,我們不但按勞分配,還按資分配。按資分配的比例往往已經超過了按勞分配。


        此外,社會主義的第四個特征,小平同志后來說的,社會公平的觀念。也產生變化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是強調積極發展,梯級發展,允許收入拉開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是小平同志理論的一個精髓。現在一種絕對平均主義思潮又抬頭了,又回到“一大二公”時代,就要求大家一起貧窮,要窮一起窮,均貧富,不要造蛋糕,而是分蛋糕。共同貧窮,絕對不準收入拉開差距。因此,在社會公平的觀念上,也是非常落后的。


        改革開放以來的這四大變化,導致整個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包括法律制度,已經完全脫節了。我們的經濟越開放,我們的政治理論、管理國家的理論,我們的法律理論,憲法理念和我們治國的思想,反而更保守了。所以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沖突越來越激烈,最后擠在巖石縫里面的就是民營企業家。


      第三


        所以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三大理論,加上十三大后再提出來的第四個特征,即“社會公平特征”的理論含義,我們都已經改變了。只有一個沒有變,社會主義的第五大特征,共產黨的領導,我們一直沒有變。但前三大特征,經濟基礎的特征,都關系到制訂法律的基礎。法律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方面,我們的執法指導思想、刑法立法思想,能不能改變?我們沒有改變,還是按照原來公有制、計劃經濟那一套。


        比如說公有制保護這一塊。《憲法》規定了公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刑法》這一塊,就搞了歧視性立法。公有財產強保護,私有財產弱保護。


        比如貪污罪,拿了國有資產500萬貪污,可以判無期徒刑,可以判到死刑。但是拿到私營企業同樣的資產,我拿10個億,我只能判15年,判不了死刑,為什么?因為我們立了另外一個罪,叫職務侵占罪,不叫貪污罪。


        我們還有一個挪用公款罪,是無期徒刑,如果是國有的企業、財產,挪用500萬,可以判期。又有一個挪用資金罪,10年。哪怕挪用了私營老板的10個億,也只能判10年。因為挪用資金罪最高刑只有10年。人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哪知道,立法本身就是歧視的、不平等的。我們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全國人大搞出來的立法本身,就不是人人平等的,歧視我們的私有經濟。民營經濟是弱保護,公有制經濟是強保護。整個立法指導思想、憲法指導思想出問題了。


      第四


        在這種經濟改革加快、政治改革滯后的環境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沖突越來越激烈,最后擠在巖石縫里面的,就是以私營資本經營為特征的民營企業家。


        所以,企業家只知道自己做生意,不關心刑法知識是不行的。因為刑法隨時可以剝奪你的權利、剝奪你的財產。吳英就是死緩。湖北龔家龍,無罪釋放后,上市公司財產已經全部喪失。無期徒刑重慶打黑冤判了很多,現在一個也沒平反。所以薄熙來案,我的評價是,從審判來講是成功的,從偵查來講是非常糟糕的。因為重慶整個撥亂反正,根本就沒有啟動,公檢法辦出冤假錯案的有權人,全部還在臺上。粉碎“四人幫”后,全國大批平反老干部的冤假錯案,沒有組織路線上的糾正洗牌,就根本不可能。重慶其實也是一樣的。組織路線根本就沒有動,整個意識形態也沒有動,所以僅將一個薄熙來切割出來,判掉一個,是沒有用的。整個的重慶路線的威脅性,在全國毫無改變,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現象。


        在這樣一個環境里,你說是哪一個案子冤枉,意義已經不大了。以前我總呼吁社會關注哪一個案子冤枉,我現在不大呼吁了。我轉向關心更大的范圍的問題。因為一兩個案子的糾正和無罪,已經解決不了全面性的法律基礎的問題,它天天可以產生新的冤案。不解決一個刑法的基礎思想,不重新改造我們的經濟刑法,中國的民營企業家永遠會走在監獄的路上。

      (陳有西:2013年9月26日,成都演講)

       

      大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