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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有西 良知律師的邊界藝術

      2014-10-31 18:13:59閱讀:11229次

       

       

       

       

       

       

       

      陳有西 良知律師的邊界藝術 
       

      2014-05-05 15:49:08

       來源: 作者:呂文棣

       

           他的智慧及擔當或許比爭議本身更具價值。而他對邊界的堪量、對話語尺度的把握、對風向趨勢的判斷、對現實與理想的平衡,事實上也是他,乃至那一代人必須掌握的智慧。這是對抗者、擔當者甚或是妥協者難以剔除的局限與宿命,更是這個時代的局限與宿命。


         在京衡律師集團總部見到陳有西律師是清明節前一天,那是杭州一年中最好的時節。每年此際,日均工作強度達16小時的陳有西律師,也總會回到位于東海之濱的故鄉寧海縣南溪村祭祖。回到故鄉的他,心情寧靜。在南溪村旁的大梁山山腰上,為了哀悼母親,他出資修建了“蓮亭”(陳母王美蓮),蓮亭旁有陳有西為亡母所作的“墓志銘”篆刻。而大梁山的摩崖上,還有陳有西的書法 ——“吳晉江山”——的石刻,這是他所輯著的一本關于寧海縣地方史的書名。


         這些行為伴著他近年來在重大公共案件中的威名,讓陳有西在南溪村乃至寧海縣尊榮倍至。這份尊榮,始自上世紀70年代末的恢復高考。在陳的描述中,他是“村里500多年來出的第一個大學生”,陳有西所截選的時間節點,來自于寧海歷史上最知名的知識分子“方孝孺”所在的明朝。這位中國歷史上唯一被皇帝“誅十族”的家鄉人的悲劇性命運,讓陳有西觸動極深,而對方孝孺的思考也最終成為他日后思想的淵藪與底色。


         那是公元1399年的“靖難之役”,作為明建文帝朱允炆老師的方孝孺不肯尊篡逆者朱棣為正統皇帝,朱棣本有意招攬這位當世大儒加強自己的威信,希望由他撰寫新皇帝即位的詔書。但方孝孺堅決不從,甚至接過朱棣的御筆手書“燕賊篡位”。傳說,被腰斬后的方孝孺,尚能以肘撐地爬行,以手沾血還要連書十二個半的“篡”字才斷氣。
         在陳有西看來,方孝孺有他非常優秀的一面:文章大家,天地正氣,以及中國知識分子一直以來都難抵達的舍身忘死、守護道義的可貴精神,但方又著實迂腐不識時務。陳在《時代人物》記者面前不禁感慨:
         “這方面他不如曾國藩。毛澤東、蔣介石都學曾國藩,誰學方孝孺誰死,學他不會成為大政治家。”
         他繼續補充:“楚湘文化里面的那種政治家的練達,這是我們非常缺的。中國人如果不走出方孝孺情結,尤其我們寧海人,那永遠出不了大政治家,出不了成功人士。自己要舍身取義,獻身于朱家皇朝,倫常紀綱,為了出風頭,他完全可以把家人保護好。你要做英雄你自己做去,不必把全家乃至朋友都害死。”
         這一切,讓這位律師身上的故土情懷、歷史抱負和知識分子氣質清晰可見,也讓陳作為一個律師“眷戀體制”的非典型心態暴露無疑。
       
       書生底色
         “出身赤貧”和“少年得志”是日后媒體對陳有西早年人生歷史的標準描述。
         陳出生在南溪村當年最窮的農戶,他人生的第一個記憶鏡頭出現在當年村里集體化食堂中的一個大木桶上:大木桶里沒什么東西。5歲的他餓得發昏,小腳奶奶抱著他去向食堂人員要碗粥吃,食堂大叔于是拿起木勺在木桶里刮啊刮,然后連木屑帶石子刮出半碗,陳一骨碌吃到肚中。陳對《時代人物》記者總結:
         “人生第一個記憶,就是這么可憐!”
         陳有西正式上戶口的名字是“陳友西”,初中時,“文革”開始,學校說不能跟西方友好,他將名字改成“陳有西”。“家境的貧困和父輩的無能”,使他從小飽受欺凌。那時的他心中感受著強烈的絕望:“暗無天日,沒有出路”。
         “我家10口人,只有我父親一個勞動力,每年的工分養不活我們,全家經常吃番薯、南瓜充饑,有時候連過年都吃不上大米。被凌辱、被迫害、被輕視,我唯一一條路就是自我奮斗成才,考上大學。”
         高中畢業時,趕上“文革”停止高考,只能當農民,5年間,種田、挑大糞填充著那段時光。1977年恢復高考,陳有西挑燈復習抓住機會考上了杭州大學中文系,自此告別農民身份。
         秉承江浙傳統的人文之風,大學時期的陳有西選擇的專業是中文系,彼時滿懷文學夢想的他,在4年間閱讀了大量的俄羅斯文學、法國文學。他發表詩歌,滿懷理想主義。他的書生氣質或許成形于此,并在日后深入血脈。這種書生氣質與他的“士大夫情結”,在接下來的十余年里,與整個80年代的浪漫氣質,更達成了無縫連接,也為他于80年代末的那次失落埋下伏筆。
         1982年春畢業后,陳有西成為浙江省兩萬七千名畢業生中遴選出的200位“后備干部”青年才俊之一 ——這批人中包括浙江現任省長李強——陳有西隨即被體制重用。這一命運安排使他同原先的作家夢無緣。被選中之后,陳有西一個月將一本《法學概論》翻得爛熟,因為他認為從政離不開法律,法律是了解政治的工具,不了解法律當不好干部,而這便是他學習法學知識的伊始和初衷。
         陳有西上大學時,浙江省各大學沒有法律系,只有公安干校,唯一的杭大法律系是他畢業后,從杭大政治系分出來的。而他從政需要學習法律的認識,或許來自1980年1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刑事訴訟法》“兩法實施”。正是這兩部法律的實施,改變了“文革”后許多像陳有西這樣的首批正規大學生的命運。
         他對《時代人物》記者描述:“那本《法學概論》是很粗糙的書,把憲法、行政法、民法寫在一本書里面,實際上就是法學基礎知識。準備當干部去了,當干部得懂法律。還有《領導管理學》《控制論》《信息論》《系統論》,還有托夫勒的《未來大趨勢》、亨廷頓的《變革時代的政治秩序》。那個時候也不看什么盧梭啊、孟德斯鳩啊、黑格爾啊,很少。”

       體制“出走者”


          陳畢業后首先被安排回到寧海縣委機關工作,接下來幾乎一年被提升一級:大學畢業第二年就借調到省公安廳工作,畢業第三年回寧海縣任文化廣播電視局副局長,第四年調任浙江省公安廳研究室副科長,第五年調到省委辦公廳,出任中央候補委員、省委常委、省政法委書記袁芳烈機要秘書(正科級),第七年兼任省高級法院的院長秘書,兼辦公室副主任、省高級法院新聞發言人。
         陳有西無疑是那個時代體制的幸運兒,但最終卻成為體制的棄兒。因為草根經歷與書生底色的情感基礎,讓他在日后能英勇介入“李莊案”“夏俊峰案”“李某某案”等公共案件,亦成為了他其后沖突于體制的伏筆。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一場風波中,陳有西實名上書中央,這讓他停止了晉升,并日漸萌生退意。
         陳有西對《時代人物》記者說道,他自此逐漸開始了對人生、對國家的深度思考。而關于方孝孺的思考,其實正源于1989年。他在《時代人物》記者面前追思:“我就是按照方孝孺的這個路子走,走到三十幾歲我就碰壁了。我夭折了我的仕途,如果不是那一年,我會撞破南墻不回頭的。按當時組織對我的培養,現在起碼是個廳級干部,甚至更重要些的崗位。”
         陳有西政法崗位的處級干部一直當到1995年。其間,1993年到1994年,他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高級法官班,受教于龔祥瑞、羅豪才、應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名家,這是他工作十多年后系統的回爐,是真正的法學功底奠定時期,也是他真正下決心棄政從學的轉變時期。回省后,他到省社科院法學所和大學法律系主持工作,成了一個學者和副教授。
         1999年,陳有西徹底下海,開辦了律師事務所,事業越做越大,2003年再創辦的京衡律所,從3人壯大為如今的220人,開了5個成員所,所接案子多為商業訴訟。與他其后以刑事案件名滿天下其實并不一致。
         2013年,律所業務首次收入達到1億元,納稅1700萬元,律師平均年收入50萬元。一位與陳相交多年、后因觀點分歧逐漸疏遠的知名律師這樣評論陳和體制的糾纏:“他曾是一個體制內的失敗者,懷才不遇,現在他是一個有才華的律師,一個成功精明的商人。有時候會批評這個體制,但也不會太過分,他想回體制內扮演力挽狂瀾的角色。體制如果是天,他就是一個折翼的天使吧,翅膀修好了,想飛回去,人家不要他了,所以又有一些愛恨交加。”
         陳有西在《時代人物》記者面前坦誠他在體制內的失意,卻排斥對他“體制內失敗”的評價:“我如果不是一個優秀的干部,體制內不可能跳的這么快。沒有一個干部辭職像我這樣辭的,我又沒有犯錯誤。提前辭職,沒有30年工齡,國家一分錢不補貼,我辭職,16年工齡工資大概應給我貼兩三萬塊錢,我沒有去要。到現在,國家還欠我兩萬多塊錢。不說優秀,但我是一個非常稱職的官。”他認為他離開體制有他自我抉擇的動因,“辭職的時候家里只有兩千塊錢,院長副院長都來勸我,但我很篤定,我當時跟我的朋友說,就算出去掃大街,也不選擇留下。”

       

       不虞之譽


          與清明時節南溪村顯現出的寧靜相抵牾,網絡輿論場上的陳有西卻是冰火兩重天。年初陳在回答一媒體的訪談時這樣評價一些律師,“對社會轉型太慢、政治體制改革和司法體制改革遲遲不啟動,抱有深深的失望,產生了急躁情緒。
         今日一些中國律師,有3個榜樣,美國律師的政治家功能,民國時期施洋大律師的煽動家功能,臺灣美麗島律師的革命家功能,認為中國律師要有擔當,就要當民眾覺醒的領頭羊,要當街頭革命家,要當新公民運動的發起者和堅定的支持者。”
         訪談發表之后,“死磕派”律師袁裕來寫了一封近四千字的公開信,題為《給陳有西的公開信:有律師妄言革命嗎?》,并張貼在自己的微博上,引發了兩方一場亂戰。袁也是浙江人,有“行政訴訟第一人”的外譽,因其公眾言論向來大膽直接,熟識袁的人稱其是律師界的“李逵”。在公開信中,他稱陳的言論是對“死磕派”律師“惡毒的栽贓和詆毀”,還會給打壓律師的人提供把柄,簡單來說,就是“遞刀子”。袁裕來告訴前來采訪的媒體,他相信陳有西具有“主觀上的惡意”。
         而這種網絡上的亂戰攻擊對陳有西來說已不是第一次。
         “李莊案”第一季初發,陳有西在其“有西學術網”刊載了一篇題為《法治沉淪:中青報奇文批判》的長文,駁斥了《中國青年報》對律師行業的污名化。文風極為犀利,一時風靡,李莊家屬看到陳有西的文章后,決定聘請其為律師。在向上海律協的同仁們介紹“李莊案”前后時,他告誡同行,“面對這么重大的事情,組織、紀律觀念要有,司法局管我們是對的,管我們是保護我們,有些東西不能過分孤軍奮戰。”
         “李莊案”二季,陳有西更是一手組織了庭外超豪華“全明星顧問團”,引進體制的元素,擴大統一戰線。并幫助李莊家屬挑選安排了兩位出庭律師。
         除陳本人外,顧問團還包括: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中國律師界“活著的祖宗”張思之、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全國律協憲法與人權委員會主任吳革、刑辯大律師許蘭亭、法學博士律師李肖霖、刑辯界“京城四少”之一的張青松。同時,陳在上海對五六個重慶現場審判的不同新聞源,進行微博直播,開中國微博直播庭審的先河。在律師的努力和全國的聲援下,“李莊案”二季以撤訴告終。
         這讓前《財經》記者、當時就已持續關注重慶的資深媒體人楊海鵬毫不吝嗇地將陳有西譽為李莊案“二季”總導演。
         作為“李莊案”第二季辯護律師的知名律師斯偉江曾這樣評價陳有西在李莊案前后的表現:陳有西在作為李莊辯護人之前的作為,完全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情懷;在角色轉換,作為辯護人之后,又將一個律師的功力、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
         “李莊案”中,陳有西“善于把握中國體制內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治進程的溝通”的技巧一度被輿論叫好肯定。他在“李莊案”中智勇兼具的表現讓他成為了那一年諸多法制頒獎盛典的年度人物。

       

       求全之毀


         就在“李莊案”給陳帶來巨大聲譽后不久,輿論場贊譽陳的聲音首先在一批律師中開始轉向。雙方矛盾的公開化始自貴州“小河案”, 這樁被稱為“貴州第一打黑案”的案件因審理地點位于貴陽市小河區而得名。該案疑點重重,控方又一定要辦為“鐵案”,全國88名律師組團受聘無償為57名被告出庭辯護,并就案件審理過程中的種種違法行為公開簽名上書司法部長。在激烈的庭審抗辯中,曾有4位律師被逐出法庭,二十多位律師多次受到審判長口頭警告。“小河案”出現了不尋常的降級起訴(發回重審的審理法院由貴陽市中院降級為小河區法院),許多律師因堅持程序正義而提出抗議,甚至“霸庭”拒絕庭審。
         陳沒有參與簽名上書,而是將這些違法程序一一記錄在案,在庭前會議上直接同法院進行了交涉,指出違法,要求糾正由中院審理。但是當法院依然決定小河審理后,全體律師都接受了開庭審判。最終,“小河案”仍按黑社會定性作出判決,輿論一片悲聲。唯有陳有西和朱明勇辯護的黎崇剛,從第二被告五罪指控,迎來無罪判決。一種聲音認為,這是由于陳沒簽名換來的。
         陳此后在北海案、錢云會案、夏俊峰案等更多案件中,仍用一以貫之 的“溫和”姿態和“獨行”風格,更讓一部分“死磕派”律師直言失望。陳選擇的態度是:除了偶爾難忍怒氣發表文章集中回應外,對同行的質疑,繼續選擇在微博高掛免戰牌:“盈滿則虧,樹高風疾”。言辭中透漏的桀驁和鄙視,最終讓其和一批律師之間的矛盾愈發難以調和。
         有“士大夫情結”的陳有西,被同行質疑,對公權力態度曖昧。2006年陳有西曾被評為杭州市司法局系統優秀共產黨員,2009年被評為浙江省模范黨員律師。在介入李某某案件之后,陳有西在民間也迎來了巨大聲討,這次圍攻的焦點,是陳為權貴說話。這讓陳頗為難過,但他仍然不為所動,他對《時代人物》記者描述此案帶給他的感受:“遍體鱗傷,但我通過這些事情得到了一個心靈的寧靜。現在從這些大風大浪中認識我的人,一輩子都不會背棄我。”
         對于批評其“跪望體制”,陳仍然是表達不屑和仍然堅持他所判定的與體制溝通所基于的客觀事實:
         “中國的現狀,申訴冤案如果沒有領導干預,千分之一的機會都輪不到你。像胡耀邦當時會批示冤假錯案,那這樣的領導有什么不好呢?所以權力的干預是不能一概否定的。”
         他仍然樂于炫耀他的體制身份,炫耀他的微博、博客從未被官方關閉。就在采訪的當日,陳有西在《時代人物》記者面前展示他剛剛收到的短信感謝信:某公安局系統的《刑事訴訟法和法庭證據抗辯》講座背對背打分的結果:“120名中層警察無記名投票,我又是第一名,這種是什么認可?”
         他對《時代人物》記者強調:“律師氣質中,最需要的正是中國傳統知識階層的‘士大夫情結’。剛正、獨立、飽學、堅毅、風度、負責任、歷史感、民本思想、悲憫情懷、濟世抱負。這些恰是重建中國律師倫理的基本性的內涵。”
         爭議看來無法消弭,陳有西表達著他一以貫之的觀點,在他看來,真正有水平、有道義、懂政治、能跟官方直接對話的律師,現在鳳毛麟角,他算其中一個。

      2009年12月30日上午9時10分,重慶市江北區法院開庭審理備受關注的“李莊案”,京城律師李莊被檢察機關指控犯有辯護人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李莊的辯護律師陳有西步入法庭。

       


       法治“粘合劑”


           外人無法理解陳“左右搖擺”的行事風格,在與陳交好的寧海作家丁易看來卻顯得非常簡單,他對《時代人物》記者說道:“陳不計名利,卻太珍惜自己的清譽,很多事情他起初不回復,但又忍不住最終回復,這顯得尤為‘笨拙’。陳有潔癖,對自己道德的要求極高,他是個很透明的人,極富家國擔當,只是不夠超脫。”
        “陳有西本質上仍然是個書生,他的士大夫情結、體制經歷與書生氣質糅合在一起,讓他的許多做法讓人難以理解。但中國現在最缺的其實正是像陳這樣的人。”陳有西的這位朋友嘆了口氣,但對自己的判斷顯得堅定無疑。
         從農民到高校才子,從前浙江省政法委書記機要秘書到名震中國的大律師,與中國30年法治進程同時起步,陳有西在體制內,盡職服務16年,正是這16年,讓他有了熟諳體制的獨特經歷,這份經歷也愈發顯現出陳有西對于中國政治的獨到拿捏。恰恰是這種“行事技巧”為他帶來盛名,而在眾多角度的觀摩之后,同樣的“行事技巧”逐漸讓他迎來批評乃至謾罵。
         拋去網絡上的爭論,李莊案后,陳有西更加活躍地在一系列公共事件中發表更趨理性、深刻與犀利的評論。
         沈陽小販夏俊峰刺殺城管案進入最高法院死刑復核程序,陳有西伸出道義之手,為夏俊峰免費提供法律援助。他親自調查取證,取得證據上的重大突破,面見了最高法院法官。時值刑訴法修改,一定意義上也推動了死刑復核程序制度建設。
         云南李昌奎案件中,陳有西發出了這樣的呼聲:
         我們不僅關注李昌奎死與不死,我們更要關注的是,究竟李昌奎是以何種方式提審標準而死。
         他認為中國現在很多被炒得很熱的案子,真正對中國法制的促進或許并沒有人們想象的那么多作用。
         而中國一年辦的案子兩百多萬件,許多被公眾熱議的案件根本不是代表性的案子。
         陳有西對《時代人物》記者說:“我們應該介入呼吁的案子比如勞教,經過中國法律人的努力,勞教已經被廢除了。我們還在做什么呼吁呢?——上訪的黑監獄,你們可以看到我派去的法律援助,我通過發微博,通過派兩個律師到南陽把一個老太太給救出來了。我的律師還沒有下飛機,人已經被放出來了。河南全省通知清理黑監獄,就是對張鳳梅這個案子,就是楊金國的母親放出來的案子。我們貼給他兩三千塊的差旅費,我們沒有收他一分錢,我們法律援助,所里發車派出去救。我明確指出這種方法是‘勞教制度的死灰復燃,必須取消’。所以中央政法委打電話,連夜開會,第二天就宣布取消河南全省的‘非正常上訪的訓誡所’。這個貢獻多大?所以從勞教制度、信訪黑監獄制度,我們都在介入支持和呼吁。”

             陳有西曾這樣闡述他心目中的律師職業:律師是法律共同體中的民權力量。法官、檢察官、律師、警察、法學教授等法律共同體各類成員中,只有律師是不拿國家財政工資、不向公權力要好處、靠自己的法律服務養活自己的群體。


         這種法律人是站在民權一方,同公共權力進行抗衡,制約公權、制約司法專橫、保護民權的一種力量。
         在他那位于杭州市黃龍世紀廣場最繁華高檔的寫字樓群之一的辦公室里,幾個小時的談話中,陳有西律師時而讓本刊記者見證他“有西學術網”在律師業內的巨大影響力,時而澄清批評者對他刪除異見評論的揣測,時而炫耀他新近接到的表揚。陳有西明顯沒有休息好,但在極度的疲憊中他仍然會習慣性的傳遞出一種親和的隨意。
         陳有西批評體制和官場后仍可以與之互動一起,這像極了與他傲氣性格相對的另一面:待人接物的謙遜。這些與石扉客所謂陳“令人發指的勤奮”一起都構成了陳有西人格的不同部分。
         采訪過陳的記者鄭榮昌曾向媒體回憶,鄭發現很多在公眾場合對陳持有批評態度的人,私下其實還是“挺尊重他的”。在一次會議上,有一個律師發言時點名激烈批評陳,但沒有得到什么呼應,發言完畢也沒有人鼓掌。回北京以后,鄭給陳打了個電話,把這種感覺說給陳聽,希望他能對那些律師友好些,團結他們,但鄭感覺,陳當時的態度“好像有點不以為然”。
         鄭榮昌與陳歷來交好,但對于陳回應批評者的方式,鄭也持批評態度:“性格上的問題,可能妨礙了他成為真正的領袖人物。如果他真正想在中國做一番大事業,他應該注意團結各種不同的律師,珍惜那些人的貢獻,更大度地去對待那些批判性意見,有的可以不予回應,有些可以更大氣地回應。”
         但陳有西對《時代人物》記者表達了他不一樣的看法:“我不會做這些人的領袖,我現在的實際影響力很多人不知道,現在很多力量把我包裝成領袖。但把我包裝成領袖是拿我當槍使,不是真正推動中國的民主與法治進程。只是作為他們死磕律師擋槍子的一個盾牌、稻草人。他們去亂來,我來承擔責任。”
         他顯得很自信:“恰恰也是我太懂政治了,我不會去做這個盟主。你要說我有政治手腕,這就是我真正的政治手腕。我不會輕易被綁架利用。所以他們說我狡猾、投降派、騎墻、等待被招安。我不是想被招安,我就是不愿意跟死磕派在一起,我也不會被收買。這么多年我一直很堅定,堅持自己的觀點,誰能收買得了我?”


         這一切在河北科技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謝志浩的觀點中得以集納:陳有西在中國當代法政人中,起到了獨特作用。他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粘合劑”的作用,他是中國法治一枚獨到的“粘合劑”。
         謝志浩還認為,陳參與李莊案,夏俊峰案,李某某案,是有著成熟的考量的。因為,這3個案件,恰好反映中國轉型時期的社會生態。而在這3個案件中,陳有西推動中國法治進步的心跡,表露無遺。
         早在“2011影響中國法律界年度人物”頒獎典禮上,中國律師界泰斗級人物江平給陳有西的頒獎詞這樣說道:他長期工作在司法系統,善于把握中國體制內外的特性,做出更有益于法治進程的溝通。在一系列司法糾紛中,他以理性的聲音、嫻熟的訴辯技巧和建設性的態度,體現著中國律師的良知與操守。

      這種評價仍然在招致非議,但毋庸置疑的是,作為律師,陳有西切中時代肯綮的步伐,以從不缺席重大公共案件的力行,及其實際帶來的法治貢獻,讓其堅持關注社會、關注民生、關注公平正義的良知用心,早已鮮明確鑿。
      大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