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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陳有西:五糧液古窖案程序庭原告代理詞

      2015-08-04 17:17:37閱讀:21157次

       

       

       

       

      五糧液古窖案程序庭原告代理詞

       

       

      [陳有西按]2015年5月1日,新的民事訴訟法實施,最高法院司法解釋將民事案件受理的審查制改為登記制。徘徊門外五年的四川宜賓尹氏后人訴宜賓五糧液公司的民事案,終于告進了四川省高級法院的法庭。6月25日,法院就被告提出的受理異議問題,組織了程序性審理,主要審查該案屬不屬于法院應當受理的現在的民事侵權案件。被告的觀點,對全國相類的案件,有相當的代表性。也是我們的意料之中的行為。該案四川高院開庭后,已經過去40天,法院還沒有安排實體開庭。為解答社會各界的疑問,也為了給全國法院、律師、各大學研究討論、貫徹新的《民事訴訟法》提供一個難得的案例,今天我全文公布本案程序庭的代理詞。以讓大家知道真相,認清本案的爭議焦點。請訴訟法、民法、行政法的專家們,特別關注討論。

       

      京衡律師事務所

       

      關于尹孝功等六人訴

      五糧液股份公司、五糧液集團、五糧液酒廠

      物權保護糾紛一案庭前證據交換的

       

      代理詞

       

      陳有西律師  李道演律師

       

      尊敬的合議庭三位法官:

      京衡律師事務所接受尹孝功、尹孝根、尹孝松、尹嵐淵、尹孝原、尹鋼等六人的委托,指派陳有西律師擔任前述六人訴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五糧液股份公司”)、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五糧液集團”)、四川省宜賓五糧液酒廠有限公司(簡稱“五糧液酒廠”)物權保護糾紛一案(案號:[(2015)川民初字第76號],以下簡稱“本案”)六名原告的代理人、指派李道演律師擔任本案原告尹孝功的代理人,參加本案的庭審活動。

      本案原告曾于2010年6月20日向貴院提起訴訟,但貴院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期間,原告多次交涉未果,被告侵權行為一直持續至今。今年5月4日,原告再次向貴院提交民事訴狀,5月11日,貴院正式出具《受理案件通知書》,案號(2015)川民初字第76號。

      代理人認為:首先,本案業經貴院正式受理,已表明本案符合全部起訴條件,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其次,本案訴爭“酒窖”不屬于國家經租范圍,從未被經租收歸國有,訴爭“18.17平方米房屋”屬錯改房屋早已糾正并確權歸原告,均不屬于國家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最后,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原被告雙方對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產權歸屬原告的事實并無爭議,且長期形成租賃關系,被告于2009年12月31日單方解除租賃關系并非法侵占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至今,侵權事實清楚、證據充分,原告據此提起侵權之訴,于法有據。故請求貴院盡快公開開庭審理本案,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

       

      一、行政侵權行為發生于《行政訴訟法》實施以后,屬于法院受理審查范圍

       

      被告以落實政策的歷史遺留問題為由進行搪塞,是一直來糊弄尹家的老調重彈,完全違背法律規定。本案的權屬糾紛發生在《行政訴訟法》、《民法通則》、《民事訴訟法》實施之后,落實政策問題在1984年已經完成,法律事實已經確認,沒有任何法定情由可以變更和剝奪。按照行政法的“行政信賴”原則,非經征收、征用、沒收、贖買等情由,權屬已經確定。落實政策已經終局。不再是落實政策權限范圍。

      本案宜賓市政府古窖的落實政策最后文件,是在1984年3月1日作出的。(市府房發(1984)字第454號),確認:“對鼓樓街道34、36號的房屋18.17平方米,屬于錯改現應予糾正”,房產歸房主尹伯明所有,“于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產權。”“產權退還后,應保持租佃關系,換約續租,不得逼迫住、用戶搬家”。“酒窖屬于房主所有,由五糧液酒廠作價收買”。因此,落實政策問題已經完成,法律事實已經固定。

      我國的《行政訴訟法》實施于1990年10月1日。1991年5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499次會議討論通過《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 (試行) 》中,規定了此后的新作出的行政行為,都屬于法院司法審查審判范圍。其中:一、受案范圍 中規定:1、“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托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 7、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人民政府或者其主管部門有關土地、礦產、森林等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歸屬的處理決定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作為行政案件受理。 行政審查終局的,只有法律明確規定的很少幾類:“ 3、行政訴訟法第 十二條第(四)項規定“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中的“法律”,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依照立法程序制定、通過和頒布的規范性文件。 法規或者規章規定行政機關對某些事項可以作“最終裁決”,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不服行政機關依據這些法規或者規章作出的“最終裁決”,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

      而宜賓市翠賓區政府(繼承原宜賓市政府,原來的市政府升格為地市級宜賓市政府)作出的侵犯尹家酒窖物權的《撤銷〈關于復查私改房屋結論的通知〉有關內容的通知》,發生于2010年5月12日,完全落入《行政訴訟法》生效后的訴訟管轄范圍。是侵權性具體行政行為。

      相近似的,如果像被告所稱的引用房地產糾紛的規范,1993年4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答復四川高院有針對性的《關于不服政府或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對爭執房屋的確權行為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作何種案件受理問題的函》: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你院川高法(1993)27號關于不服政府或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對爭執房屋的確權行為提起訴訟,人民法院應作何種案件受理的請示收悉。經研究,答復如下:
      當事人對人民政府或房地產行政主管部門關于房屋產權爭議的確權決定不服而提起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作為行政案件受理。

      因此,本案從行政法上看,宜賓市政府、翠屏區政府的剝奪尹家物權的新的行政行為,根本不是落實政府調整范圍,完全屬于法院應當而且必須受理管轄審判的范圍。

       

      二、民事侵權行為發生于2009年12月31日之后,尹家物權客觀法律事實沒有任何異議。物權法律事實完全確立,此后的新的民事侵權行為,當然屬于法院受理審查范圍。

       

           一個雙方確認的法律事實是:原被告之間的酒窖租賃合約關系,一直到2009年12月31日。合約證據存在、支付租金的證據存在(原告證據6到19),雙方從無異議。租賃權來源于物的所有權。收益權來源于物權。因此,一直到2009年12月31日,16口酒窖的所有權從來沒有爭議,不存在再落實一次政策問題。被告完全是在進行詭辯。

          被告一直在重復的理由,是2007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三、凡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有關起訴條件的屬于歷史遺留的落實政策性質的房地產糾紛,因行政指令而調整劃撥、機構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產糾紛,因單位內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騰房等房地產糾紛,均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圍,當事人為此而提起的訴訟,人民法院應依法不予受理或駁回起訴,可告知其找有關部門申請解決。這一條根本是牛頭不對馬嘴。這是針對沒有確權的有爭議財產的行為。而本案的權屬在30年前的1984年就已經確認完畢。30年的客觀法律事實已經存在。現在發生的完全是新的故意民事侵權行為。

          被告2009年12月29日問原告發來《關于不再簽訂鼓樓街32號釀酒窖池租賃協議的通知》,直接證明了新發生的侵權事實。違法和不誠信昭然若揭:1、將平等的租賃合同關系,變成凌駕于另一方之上的政府口氣的通知剝奪,還以國家機關的口氣“可以申請復核”。明目張膽地侵犯原告物權。2、承認和確認了2009年12月31日前,租賃合同關系事實、支付租金事實。3、證明了故意侵權行為發生的時間,是2009年12月29日。完全在《民事訴訟法》生效的管轄范圍時間內。

      需強調的是,本案源于被告單方面提出不再續簽租賃合同,是被告“推翻”和“否定”原租賃關系。完全是新的侵權行為。

      被告在《異議申請書》中竟稱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使用并返還18.17平方米房產,“是違背宜賓政府454號《通知》中‘應保持現有的租佃關系,換約續租、不得逼迫住、用戶搬家’的政策要求,實際上是要求‘推翻’和‘否定’國家經租形成的原有‘租佃關系’”。這是典型的“賊喊捉賊”的說法。

      18.17平方米房產證土地證一直由尹家持有。16口酒窖原本由雙方一直維持租賃關系。直到2009年12月31日被告向原告發出《關于不再簽訂鼓樓街32號釀酒窖池租賃協議的通知》(見原告起訴證據20),單方面宣布不再續簽租賃協議,同時也未就續租18.17平方米房產與原告另行簽署租賃協議。被告單方毀約的意思表示十分清楚,現如今卻“需強調的”反咬原告推翻了租賃關系。

           因此,本案從民事法律事實方面審查,也完全屬于法院民事司法審判受理范圍。

       

      三、四川高院立案審查符合受理條件后受理并通知繳費,司法審查管轄權已經確認。

       

      本案于2015年5月11日由貴院正式受理,已表明本案符合全部起訴條件,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被告不能就本案是否屬于法院主管范圍提出管轄權異議。

      (1)貴院已于2015年5月11日正式受理本案,并確認6月25日組織庭前證據交換。

          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規定,“起訴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一)原告是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二)有明確的被告;(三)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四)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即使我國法院立案審查制現已變更為立案登記制,但上述法律依然是法院立案受理的依據。只有全部滿足上述四項條件的情況下,法院才能正式受理。

      本案原告于今年5月4日提交民事訴狀,當日貴院收下起訴材料并出具《交納案件受理費通知書》。5月8日,原告在法定期間內足額交納本案訴訟費1584150元。5月11日,貴院向原告出具正式《受理案件通知書》,案號(2015)川民初字第76號,并于5月13日通知原告本案于6月25日召開庭前證據交換,向原告送達了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告知書、舉證通知書、合議庭組成人員等事項通知書等庭審材料。上述程序已充分表明本案已經貴院審查后,認為符合了民事訴訟法規定的包括“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和受訴人民法院管轄”在內的四項條件

      (2)貴院五年前即已收到本案的起訴材料,不存在立案后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情形。

      雖然我國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第二百零八條規定立案后發現不符合起訴條件的,可以裁定駁回起訴。但是本案原告早在2010年6月20日便已向貴院提交了相同的民事訴狀及證據材料,除了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估值不同、使用費隨天數增加外,事實與理由沒有任何變化。貴院在收到起訴材料后既不受理,也不出具不予受理的裁定,更從未提及本案不屬于法院主管范圍的觀點。

      根據《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規定,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訴事項,不予登記立案;最高人民法院負責人就《關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記制改革的意見》答記者問中也明確指出:“對違法起訴和不符合起訴條件的……以及其他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的所訴事項,不在登記范圍之內。比如,當事人起訴的事項按規定應當由其他機關處理的爭議,法院應當及時釋明,告知當事人向有關機關申請解決。如果當事人堅持起訴,法院應當裁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定不予立案。”因此,上述規定、解讀與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完全一致,法律規定的法院主管范圍從未發生變化,貴院收到本案起訴材料的五年期間也未突發任何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情形,被告所謂的本案屬于國家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也不是現在才發現

      貴院時隔五年后決定受理本案,是正確執行我國民事訴訟法的受理規定,是國家法治進步的重要體現,而非基于立案登記制實施、法律政策的變化,更不能在受理后又以不符合起訴條件而自我否定。

      (3)在貴院業已受理本案的情況下,被告只能就受訴法院是否有管轄權問題提出異議,而不能就本案是否屬于法院主管范圍提出異議。

      如前所述,貴院在審查本案材料后已決定受理,并通知當事人于6月25日召開庭前證據交換,意味著本案已進入開庭準備程序。被告在答辯期內向貴院提交“管轄權異議申請書”,以本案屬于國家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為由,提出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范圍。先不論被告的觀點與事實法律不符、根本不能成立,被告也無權在貴院已受理本案并準備召開庭前證據交換的情況下提出法院主管范圍的異議。

      首先,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圍?貴院經七日審查后決定受理,表明已正式予以確認;

      其次,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被告提出異議的對象只能針對貴院作為受訴法院是否有管轄權,而無權就本案是否屬于法院主管范圍提出異議。管轄權異議如成立,法院應裁定移送有管轄權的法院;如不成立,則裁定駁回異議申請。這與本案是否屬于法院主管范圍的問題有著本質區別。被告提交的材料題目為“管轄權異議申請書”,但內容卻都是法院主管范圍的觀點,名為管轄權異議實為本案爭議焦點的答辯

      再次,如被告堅持本案不屬于法院主管范圍,也只是其答辯的觀點之一,應在法庭調查和辯論階段提出,屬于實體審理的范疇,貴院不能在庭前單獨就這一答辯觀點展開證據交換;

      最后,貴院在5月13日出具的《傳票》中明確6月25日是本案庭前證據交換,法律依據是《民事訴訟法》第十二章“第一審普通程序”的第一百三十三條第四項“需要開庭審理的,通過要求當事人交換證據等方式,明確爭議焦點”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十、第一審普通程序”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據此表明,本案已進入第一審普通程序且需要開庭審理。原告同意合議庭將本案訴爭標的是否屬于國家經租范圍列為本案爭議焦點,也捍衛被告據此答辯的權利,但皆應在開庭審理階段發表辯論意見。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本案訴爭酒窖的權屬認定是否屬于國家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不是本案進一步審理的前提,而是本案關鍵的爭議焦點。

       

          四、本案訴爭的酒窖不屬于國家經租房的申請范圍,不受經租房政策的約束,不屬于國家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遺留問題。

       

      本案法院受理范圍問題,本不必審查歷史問題,只須審查2009年12月的客觀物權狀態和法律事實即可。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存續就一清二楚。被告由于實在無法找到無理掠奪的理由,只有努力糾纏于歷史,想把本案搞混,拖進歷史老賬上糊弄法庭。他們這一方法也是不可能奏效的。我們也可以不厭其煩,正本清源一下。

      (1)從國家經租政策的背景分析:僅針對城市私有出租房,旨在緩解社會住房緊張。一開始并沒有想無償剝奪。

      被告以尹伯明提交的申請經租材料及宜賓市國家經租房屋清點登記冊含有“酒窖”二字為由,就認定為酒窖的權屬認定及返還問題屬于國家經租政策的歷史遺留問題,但完全不了解國家經租政策出臺的背景和具體內容。

      建國初期,由于國家經濟建設資金緊張,農業人口大量進城造成住房困難,因此動員有房者出租私有房屋。1956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關于目前城市私有房產基本情況及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意見》,指出“對城市私人房屋通過采用國家經租、公私合營等方式,對城市房屋占有者用類似贖買的辦法,即在一定時期內給以固定的租金,來逐步地改變他們的所有制”這是關于“經租房”的第一份正式文件,其中提到了實施背景是由于“城市房屋私人占有制與社會主義建設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第一、房屋不能較好保養;第二、影響城市人民首先是職工的生活,影響工資制度;第三、不能更有效地合理使用現有房屋”,其目的旨在動員社會上的閑散空置私人房屋出租來緩解社會住房緊張狀況。

      據此可知,“經租房”是指城市中的一些私有房產,在1958年前后由政府統一經營出租。按當時的做法,把城市里的私有房產分為自住房和出租房,大城市出租房在15間或225平方公尺以上的,小城市出租房在10間或100平方公尺以上的,即由政府經租。政府房管部門負責經租房的經營,如管理、收租、修繕等,并把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四十發給經租房的業主。這種做法延續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就不再發錢給經租房主。

      (2)從經租房政策的申請范圍分析:只對“生活資料”的出租房,不適用“生產工具”的酒窖。

      從1956年開始,我國進行了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造,工商業進行公私合營。而私有出租房屋從1958年開始進行了經營形式的改造即“國家經租”的改造。

      “公私合營”是將工商業私人“生產資料”的物產權進行作價,“物”的所有權已經公開的改變為“公私合營”的“公產”。國家與資方簽訂了贖買合同,每年按一定比例發給定息,也就是將原值按定息方式分期發給資方,直到贖買完成為止。資本家收取的是“定息”,這是公開的改變了所有權的行為。

      而1958年“國家經租”,只是將“私人房產的使用權”,進行了由國家統一經營的“征用”。即統一租賃、統一分配使用、統一經營管理、統一修繕維護、統一價格,由國家和私房業主簽訂的“租賃合同”(即經租申請書)。房契藍圖蓋上了“國家經租”四個紅字。私房是“生活資料”,在當時是不能將所有權進行改造的,因此也不可能進行“所有權”的轉移。所以1958年“國家經租”只是進行了“經營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物的所有權(也就是經租房)并沒有轉移,這就是當年的歷史事實。

      所以,1956年與1958年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中的公私合營私人生產資料所有權的改造,與經租房生活資料使用權的改造,它們的根本點不同。

      結合本案,首先,尹家16口酒窖沒有納入公私合營,早在1952年尹家就已脫離酒業,尹伯明解放后是民主人士,是政協的專職委員,沒有劃定為資本家身份,尹家的酒窖和房產被合法的保留,資產沒有作價變賣給國家,沒有參與公私合營入股經營,只是將酒窖廠房等資產租賃給國營酒廠使用。因此,酒窖并沒有被納入公私合營,沒有改變其所有權。

      其次,經租房的所有權是否收歸國有本身尚存爭議,拋開這一問題不談,即使經租房因為歷史遺留問題至今無法得到合理解決,但就本案訴爭的酒窖而言,也不適用經租房政策。因為作為“生產工具”酒窖,不是房屋附屬物,也不是“生活資料”,根本不屬于國家經租政策的申請范圍,具有獨立的使用價值和巨大的經濟價值,當然也就不會隨著房屋經租而發生所有權的轉移

      (3)從政府的確權文件分析,政府對尹家申請經租房的批復并未包含酒窖,且在1984年復查已明確酒窖產權歸原告所有。

      首先,尹伯明提交的《申請書》及《申請經租房屋的租賃情況》,不僅來源違法,而且是由政府提供的格式文本,填寫的“大曲酒窖15口”不能證明是尹伯明親自所寫。即使是尹伯明所寫,也不代表其認可經租的范圍包含了酒窖,只是對申請經租房屋現狀的描述。何況,酒窖本身不屬于經租房的范圍,這是經租房政策規定的,不是由申請人自主決定。

      其次,無論是宜賓市人民委員會的批復還是其在原《土地房屋所有證》上加蓋的“批準國家經租”方章,都只有“房屋1149.85平方公尺”的內容,而未包含酒窖

      再次,在《宜賓市國家經租房屋清點登記冊》中將“土地地號面積、出租房屋總間數”、“其他定附著物”、“房主留房情況”作為分列三項排開,把酒窖填寫在“其他定附著物”一欄表明只是對經租房屋現狀的描述,而不是納入經租房范圍;同時,該登記冊還對經租房屋詳細列舉了編號、類型、使用性質、面積、裝修設備等具體內容,唯獨沒有列明“酒窖”。因此,該登記冊是國家落實經租房政策的正確體現,僅針對房屋,而不包含酒窖。

      最后,為了落實文革期間錯誤處理尹家房產和酒窖問題,宜賓市人民政府經過反復核查,并集體研究后報地委、省委有關部門同意,于1984年3月1日分別作出兩份確權文件,分別是[市府房發(1984)字第454號](見原告起訴證據14、15)和[市府房發(198 )字第   號],前者明確“18.17平方米房屋屬于錯改房屋現予糾正,從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產權”、“酒窖屬于房主(尹伯明)所有,由五糧液酒廠作價收買”;后者明確“非住宅面積1035.81平方米符合私房改造政策,產權屬國家所有”、“自主留房177.50平方米產權屬你(尹伯明)所有”,“應隨房納入改造”的內容上沒有填寫任何內容,根據無法得出被告所主張的“酒窖就屬于該通知所述的權屬歸國家所有的房產的附屬物”的結論。

      宜賓市政府將酒窖、18.17平方米房屋與其他經租房屋作為兩個問題在兩份文件中分別處理,充分表明酒窖和18.17平方米房屋均不屬于經租房政策范圍,即使過去曾經錯誤列入經租房范圍,也已得到明確更正。這兩份文件是對酒窖及房屋權屬的最終結論意味著凡屬經租政策的歷史問題已經蓋棺定論,并落實到位,不需要后期再落實的問題。被告如今實施的是當前的侵權行為,而不屬于落實經租政策形成的歷史問題。

      (4)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分析,酒窖在“國家經租”過程中未發生權屬變動,被告一直承租且對酒窖權屬沒有任何爭議。

      從1958年9月開始,尹伯明將1149.85平方米房屋交給國家經租的同時,尹伯明與被告前身宜賓國營二十四廠的酒窖租賃一直都在持續中,并于1957年雙方續簽了租約,租賃關系并未經租政策而終止,反而在1993年又續簽了《換約續租協議書》(見原告起訴證據9),并明確了雙方是依據之前租約及[市府房發(1984)字第454號]文件,由被告繼續租用原告的16口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同時一次性補足自1985年元月1日至1992年12月31日所欠租金。

      雙方后期續簽的租賃物也都是16口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一直持續到2009年12月31日,表明雙方對租賃物的權屬不存在爭議。而如今,被告回避這一租賃事實,竟以“酒窖自1952年出租、1958年國家經租至今,一直由申請人或其前身占有和使用”為由,企圖將酒窖占為己有,實屬強盜邏輯。

      (5)本案訴爭的18.17平方米房屋已明確歸原告所有,被告一直非法強占該房屋是現在進行時的侵權行為,根本不屬于落實國家經租政策的歷史遺留問題。

      1、原告擁有18.17平方米房屋合法產權已十分清楚,權屬無爭議,更不涉及落實國家經租政策問題。

      本案訴爭的18.17平方米房屋經宜賓市政府的[市府房發(1984)字第454號]文件確認,從一九八二年元月一日起退還產權。1996年4月17日,為落實該文件內容同時也證明該文件的真實性,宜賓市政府向原告頒發了“宜市權字15026號”《房屋所有權證》和“宜市國用(96)字第五05433號”《土地使用權證》(見原告起訴證據16、17)。《物權法》第十七條規定,“不動產權屬證書是權利人享有該不動產物權的證明”。

      因此,原告系18.17平方米房屋合法的所有權人,是沒有任何爭議的,對其權屬及應否返還等問題根本無需討論和認定,與被告所謂的國家經租政策落實的歷史遺留問題沒有任何關聯。

      2、原告要求被告停止侵權,排除妨礙,并返還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的訴訟請求,是針對被告正在進行的侵權行為,而不是對落實國家經租政策的異議。

      原告在訴狀中并未提請法院判決確認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的權屬,本案也不是物權確認之訴,而是排除妨礙、返還原物及賠償損失的糾紛。宜賓市政府的[市府房發(1984)字第454號]文件對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屋的權屬已經做了具體的準確的落實,原告只是針對被告目前正在進行的非法侵占行為,而非落實經租政策的操作問題,更不可能是一個歷史遺留問題。

      如果按照被告的邏輯,原經租范圍內的房屋在確權給私人后,在50年后的今天如果與第三人發生租賃、轉讓、相鄰權等任何民事糾紛,都是屬于國家經租政策落實的歷史遺留問題而不屬于法院主管范圍,豈非荒唐。

       

          五、貴院生效的行政裁定僅認定宜賓市翠屏區政府2010年5月12日的具體行政行為不屬于法院行政訴訟的主管范圍,未駁回原告提起民事侵權之訴的權利,且明確酒窖不屬于房地產,不得將本案排除在法院主管范圍之外。

       

      (1)宜賓市翠屏區信訪局答復,本案系涉法涉訴事項,應由人民法院主管。

      原告自2010年6月提起本案無果后,曾于2014年9月24日向中央巡視組接待室反映問題,去年11月11日,宜賓市翠屏區信訪局向原告出具《涉法涉訴信訪事項不予受理告知書》(見原告補充證據1),明確酒窖被五糧液公司強占一事系涉法涉訴事項,并將問題轉送至宜賓市中級人民法院。

      據此,本案既然政府主管部門認定不屬于其解決范圍,而轉送法院解決,表明酒窖不屬于落實國家經租政策的歷史問題,應由法院管轄受理。

      (2)宜賓市翠屏區政府15號《通知》屬違法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內容無效,不應作為本案采納的證據。

      宜賓市翠屏區政府于2010年5月12日作出的“區府發(2010)15號”文件,直接侵害原告合法財產所有權,嚴重違背事實和國家法律,違背行政信賴原則,無論在程序上還是實體上均屬違法,應當依法予以撤銷。原告早就對該違法具體行政行為提出行政訴訟,最高院也已指令貴院復查,針對貴院駁回申訴,原告也已申請最高院依法再審。因此,該文件屬于違法性證據,不應適用于本案。況且,2009年12月29日被告發出不再續簽租賃協議,毀約在先;2010年5月12日,宜賓市翠屏區政府才發布15號文件。因此,該文件根本不能作為其不再續簽的依據和宣布酒窖國有的理由。

      同時,原告提供的原宜賓市委書記、地委統戰部長舒厚鐘錄音資料(見原告補充證據2)證明,第454號復查私改房屋結論的通知文件上手寫加注“酒窖屬于房主所有,由五糧液酒廠作價收買”真實合法有效,不容隨意撤銷更改。

      另外,該文件將酒窖錯誤理解為房屋附屬物,但無論是從酒窖的法律性質、經濟效益還是文化價值分析,酒窖都具有獨立的物權、遠高于經租房屋的經濟價值和品牌價值。如被告聘請發布的《廣發證券有限責任公司關于宜賓五糧液股份有限公司資產置換及重大關聯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報告書》中提到“窖池不同于一般實物資產,是一種特殊的生產設備,在基礎酒生產環節中占極其特殊的地位,在生產中對產品質量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價值不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少,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值(即常說的:窖池是越老越好),窖齡越長其優質酒的出酒率越高,創造的效益越大。”(見原告補充證據3)。該部分意見在此不再展開,待法庭審理時再予闡述。

      (3)貴院生效的裁定雖然錯誤認定酒窖權屬系歷史遺留問題,但是明確了酒窖并非房地產,據此不能適用最高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的相關規定,本案應屬于法院管轄范圍。

      首先,貴院生效的行政裁定僅是依據原告提請的撤銷宜賓市翠屏區政府15號《通知》而做出,該具體行政行為屬于《行政訴訟法》實施后的新的可訴具體行政行為,貴院以2010年5月12日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屬于對酒窖權屬歷史遺留問題的再處理為由裁定不予受理,該裁定本身即違法,最高院指令貴院復查,目前原告也已就該案申請再審。

      其次,貴院在行政案中裁定酒窖權屬系歷史遺留問題的定性錯誤,酒窖權屬一直明確歸申請人所有,五糧液公司僅是承租人,該爭議不屬于歷史遺留的落實政策問題。何況,本案原告提起的是侵權之訴,而非物權確認之訴。被告對酒窖權屬的爭議應在庭審中予以抗辯,而不是在庭前提交管轄權異議。

       退一步說,即使按照貴院生效的裁定對酒窖的錯誤定性,該裁定也確認酒窖非房地產。酒窖是獨立于房屋的構筑物,根據《不動產登記暫行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條例所稱不動產,是指土地、海域以及房屋、林木等定著物”,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房屋等建筑物、構筑物可以辦理不動產權利登記”。因此,不動產不全是房屋,酒窖獨立于房屋,可以作為構筑物這一不動產依法登記,并受物權法的保護。

      另外,依據最高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第三條規定,“凡不符合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有關起訴條件的屬于歷史遺留的落實政策性質的房地產糾紛,因行政指令而調整劃撥、機構撤并分合等引起的房地產糾紛,因單位內部建房、分房等而引起的占房、騰房等房地產糾紛,均不屬于人民法院主管工作的范圍”,所謂的“房地產糾紛”是指公民、法人或其它組織之間及他們相互之間基于房屋和土地的權利義務所發生的爭議。因此,即使酒窖權屬有爭議也不應歸類于房地產糾紛,根本無法套用或參照最高院《關于房地產案件受理問題的通知》第三條規定將本案排除在法院的管轄之外。

           六、本案是落實《憲法》規定私有合法財產不受侵犯、《物權法》規定不動產登記受保護等法律法規的典型案例,是依法治國的重要體現,與國家經租政策的歷史遺留問題無關,更談不上沖擊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被告的答辯理由非常荒唐而可笑。

      從2009年12月31日單方毀約至今,被告一直企圖將本案歸結于國家經租政策的歷史遺留問題,一邊非法侵占原告所有的酒窖和房屋,一邊伙同宜賓政府撤銷原酒窖確權文件,通過各種途徑阻擾本案的司法程序啟動。在本案受理后,又故意曲解國家經租政策、混淆酒窖屬性,甚至將本案提升至將嚴重動搖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成果、嚴重沖擊我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基礎的高度。

      代理人認為,本案僅是六位年逾七旬的老人為保護其家族600多年合法財產而進行的維權之訴,法律行為和法律事實都發生和延續到兩大訴訟法時效范圍內,酒窖不屬于國家經租范疇,是獨立于房產權利的物權,原告對16口酒窖及18.17平方米房產持有不可爭議的產權,所有行政侵權和民事侵權行為都是新發生的。在本案中提請的三項訴訟請求都屬于法院司法審判管轄范圍內。本案業已經過立案審查,由法院受理,且明確屬于法院主管范圍,故請求貴院合議決定駁回被告無理請求,盡快安排開庭審理,并依法支持原告的全部訴請。

       

      此致

      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

       

       

      原告代理人:京衡律師事務所

       

      陳有西  律師

      李道演  律師

       

      2015年6月25日

       

      大爷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