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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安徽沙河酒業公司1.4億元稅案無罪辯護案

      2012-12-22 17:23:13閱讀:5847次


       

      安徽沙河酒業億元稅案無罪辯護案

       

      關鍵詞:稅制刑法與公民\企業權利保護

       

         案情:

         國有安徽沙河王酒廠因經營不善行將倒閉,開始招商引資。先租賃給浙商嘉德萊集團經營,而后進入破產程序,將酒廠資產以7200萬元拍賣給嘉德萊集團,政府財政全額收到拍賣款。嘉德萊將廠房設備等拍賣所得財產4200余萬投入自己在界首注冊的“沙河酒業有限公司”。 2008年3月20日,界首市法院裁定酒廠破產終結,未清償債務不再清償。

        因后續投資問題,浙商同界首市政府產生矛盾,政府要求廢除拍賣合同,收回酒廠拍賣資產,但又不同意退還7200萬拍賣款。協商陷入僵局。界首市政府于是以浙商違約不投資為由,指令已經結束使命的“酒廠破產清算組”以“政府監管組”名義強行接管沙河酒業公司,收走公章、財務章,派人完全控制了公司。浙商股東被趕走。隨后指令稅務局對已經破產終結的酒廠、酒業公司、嘉德萊租賃期間等三個企業一并查稅,稅務局告知書酒業公司偷稅107萬,已經破產的酒廠則“偷稅”3200余萬。2008年7月8日稅務局向早已經破產不存在的“沙河酒廠”和酒業公司“送達”《處罰告知書》,界首市公安局同日立案決定抓人。酒業公司姜杰等個人借得132萬補交了酒業公司的稅款,并提出稅務行政處罰聽證申請。8月19日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杰被捕,“監管組”代表酒業公司向稅務局“撤回”聽證申請。公安局偵查后將三個企業的偷稅3300余萬全額認定為沙河酒業公司一個企業的偷稅額。界首檢察院按此起訴。法院開庭,政府“監管組”阻撓股東請律師,酒業公司于是沒有律師辯護。

        2009年3月30日,界首市法院作出刑事判決: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犯偷稅罪,判處罰金近四倍為人民幣1.1億元,追繳稅款3300余萬元,共達1.4億余元;酒業公司全部賠光還不夠。判決法定代表人姜杰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國內《人民網》、《中新網》、《新華網》、《中國網》、《鳳凰網》等國內五十多家媒體紛紛報道“界首市政府搶奪民企,浙商投資阜陽血本無歸。”“浙江省企業界聯合會”等三家協會向安徽省委省政府上書呼吁制止界首政府違法搶奪民企行為,浙江省政府辦公廳派員到安徽省政府協調。

        姜杰和公司股東提出上訴。政府監管組繼續阻撓股東自請律師,最后不得不為公司“聘請”了界首律師,在二審作“認罪辯護”。后在法庭上稱一審判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判決得當”。股東請的律師只得以姜杰個人辯護律師身份出庭。10月13日、11月10日,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安徽界首市二次公開開庭。京衡律師集團一級律師陳有西、安徽達安律師事務所律師梁猛為企業法人和姜杰等被告作無罪辯護。指出1、本案事實不清,查稅對象三位一體直接違法;已破產終結企業被查稅非常荒唐,已經沒有行政相對人;要補稅也應以政府拍賣所得7200萬去補;2、本案證據無效。公安采用稅務局違法證據;3200萬酒廠偷稅沒有經過合法審查,處罰也已經沒有行政相對人,將已經破產企業的稅算到酒業公司頭上違反基本法律常識;3、本案適用法律錯誤,《刑法修正案七》2月28日生效,逃稅罪要件已經是納稅即不處刑,界首法院不終止審理,反而于3月30日按原刑法作出判決直接錯誤。4、本案程序違法。1.4的稅案開庭只用了半天,證據只讀目錄沒有逐件質證;企業辯護權被違法剝奪;企業被搶走完全喪失經營自主權和答辯救濟權;稅務證據沒有進行稽核、行政聽證、行政訴訟的審查;公安偵查按政府意圖進行,故意將主體混同張冠李戴,直接違反《刑訴法》。5、稅務局告知沙河酒業公司漏稅只有107萬,姜杰等已經補交132萬,依修正案已經無刑法責任。界首法院將其作罰金判沒,不認定為補交稅款,直接違反法律的公平正義原則。因此要求撤銷原判,發回重審或者直接改判無罪。

           期間,國內媒體大量報道真相,一致對界首當局的行徑進行譴責。安徽各級領導高度關注。11月18日,阜陽中級法院經過認真合議討論,作出判決:本案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本案重審再定罪的可能性依法已經不存在。律師致函一審法院,要求釋放姜杰或者對其取保候審。

      影響力:

        本案是2009年在全國產生很大影響的一宗億元稅務刑事大案。google搜索“沙河酒業稅案”達 7,660 條報道信息。折射出很多特定歷史時期的法律和社會現實的真象。

        一是招商引資的急功近利、“大肆招商、關門打狗”成了一些欠發達地區投資環境的真實寫照,沙河稅案嚴重影響安徽省委、省政府“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本案是非常典型的性質惡劣的錯案,證明了市場經濟如果沒有公平、獨立、嚴格的法律環境的保護,是無法正常運營的,司法的超脫和獨立是市場經濟必須具備的一個條件;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同政治體制改革、司法體制改革同步推進。

        二是行政權和司法權的關系。強勢政府、弱勢法院是近年中國的一道風景。法院在受理案件、審理案件中受到政府的嚴重影響。本案是政府操縱稅務、公安、檢察、法院,整治不聽話的外地企業,不惜動用刑法手段對付來當地投資的企業,一手故意制造的錯案,司法部門每個環節都以當地政府權力是從,每個法律機構都喪失了基本的法律原則的把關,違法的程度令人震驚。

        三是我國的稅制立法和執法的混亂在本案中充分暴露。查稅隨意、啟到刑事程序沒有嚴格的界限、稅務局的核稅權力過大而沒有制約、沒有客觀中立的稅務師事務所可以對稅務局的結論進行客觀的鑒定,稅務局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為政府公權力惡意濫用大開方便之門。企業和公民的救濟權被嚴重侵犯。這個問題不是阜陽獨有的,而是一種普遍性弊病。本案可以引發對我國立稅權和征稅權的思考。《刑法修正案七》的立法,是適應中國稅制刑法改進的趨勢的。立法的社會功能迅速呈現。

        四是充分體現了中國律師的作用。本案二審中律師充分發揮辯護作用,向法庭提供了二萬多字的翔實的辯護詞,從事實、證據、法律適用、程序四方面對一審錯誤判決作了分析,到當地二審開庭時,界首政法委、稅、公、檢、法、人大主要領導都始終受聽,完全講清了本案的事實和法律問題,引起二審阜陽中級法院的高度重視,兩次開庭,審委會討論決定糾正撤銷了這個1.4億的稅制刑法重大錯案。保護了投資商的合法權益,挽救了沙河酒業公司這家企業。說明中國的法制環境已經有律師的用武之地,一度負面報道較多的阜陽中級法院能夠堅守法律的公平正義的基本原則。中國的法制環境正在改善。

       

       

       

      安徽沙河酒業億元稅案二審有果

      阜陽中級法院裁定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京衡網快訊]廣受關注的安徽沙河酒業公司億元稅案,今天阜陽中級法院作出二審判決,認定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法院重審。二審辯護律師的意見被完全采納。

        今年3月30日,安徽省界首市人民法院作出(2009)界刑初第40號刑事判決書:判決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犯偷稅罪,判處罰金人民幣1.1億元,追繳稅款3300余萬元;判決姜杰(沙河酒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犯偷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0萬元;判決王春英犯偷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

        接到判決書后,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和姜杰分別向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訴。

        10月13日,安徽省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安徽界首市二審開庭。庭審進行了一天時間,合議庭未當庭作出判決,表示將擇時判決。

          法庭上,控辯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辯論。

        姜杰的一審兼二審辯護人、安徽達安律師事務所梁猛律師繼續為自己的當事人作無罪辯護。他認為:一審判決適用法律有誤,認定事實存在重大偏差,懇請二審依法查明,改判被告人無罪。

        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律師陳有西受被告姜杰委托,在其二審中出庭為其辯護。陳有西律師認為,本案一審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存在程序違法問題。

        在談到本案一審認定事實不清的問題時,陳有西律師認為,本案事實上有三個納稅主體:沙河酒廠、嘉德萊集團、沙河酒業公司,而本案只起訴了沙河酒業公司一個主體,把無關主體的責任張冠李戴納入沙河公司名下,并且,對其應繳稅額沒有查明。在談到一審證據不足的問題時,他認為,本案主要定罪證據違法無效,稅額認定沒有合法依據,基本計稅方法證據存在問題。

        在談到本案一審適用法律錯誤的問題時,陳有西律師認為,本案應適用《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的規定,而不應適用原刑法第201條,而且本案應定“逃稅罪”,并按新的構成要件對照適用。即通知當事人或單位后補交稅款,不按刑事犯罪處刑,而是按行政法調整。按照《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一審認定犯罪構成要件也錯誤。同時,一審還存在對《民法通則》主體概念理解錯誤、對《破產法》債務概念理解適用錯誤等問題。

        在談到本案一審存在程序違法問題的問題時,陳有西律師認為,一審中存在對證據沒有進行逐份質證、刑事偵查程序違法、公司辯護權沒有得到依法保護等情況。

        陳有西律師認為,綜觀全案,沙河酒業公司只構成行政違法,不構成刑事犯罪。

        本案公訴方安徽省阜陽市人民檢察院公訴員在法庭上對被告辯護律師的發言進行了反駁,并發表了公訴方的意見。

        庭審從上午9時開始,中間不間斷不休息,一直開到下午3時多,審判長宣布庭審結束,合議庭將擇日作出判決。

           11月10日,因二審中檢察院又要求提供新的證據,阜陽中級法院決定在界首市進行第二次開庭。檢察院在庭上出示的三組六份補充證據,反而讓本案被告辯護律師在質證反駁時用于被告方的無罪辯護。

        在法庭上,控方出示了三組六份補充證據。

        聽了這些證據后,姜杰的辯護人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律師陳有西在表述自己的意見時認為,公訴人出具的這些證據,反而更加證明了辯方在二審第一次開庭中的所有觀點。

        兩企業“偷稅占比”受質疑

        在法庭上,控方首先出示了界首市國稅局的一份說明,想證明沙河酒業公司和沙河酒廠在2008年4月份之前偷稅占比為應稅額的47.5%。

        對此,陳有西律師在質證反駁時認為:公訴方繼續犯了主體混淆的錯誤,還是沒有將沙河酒業公司和沙河酒廠這兩個企業分開。陳律師認為,早在2008年3月,沙河酒廠就已經被界首市人民法院宣告破產終結,此前它的偷稅都屬其破產財產受償范圍,應用那些7200萬元的政府拍賣所得去補稅,沙河酒業公司不應為其承擔;這樣,2200萬的偷稅已經不存在,又何來47%?

        姜杰的一審兼二審辯護人、安徽達安律師事務所梁猛律師也反駁公訴方說: 這兩個企業年營業收入到底是多少?已納多少?這些稅務局都沒有說明。沙河酒業公司只有107萬元的逃稅,比例何來47%?

        辯方認為控方證據可證被告無罪

        在法庭上,控方接著出示了一份界首市國稅局送達沙河酒廠的處罰告知書的送達回證,上寫:“法人代表不在,拒收。2008年7月8日”。

        對此,陳有西律師在質證反駁時認為:第一,沙河酒廠依法破產終結是在2008年3月20日,四個月后的7月8日還在處罰一個早已經不存在的企業,行政直接違法。送達給誰?第二,2008年7月8日稅務局送達處罰告知書,同日就移送公安,到9日界首公安馬上立案抓人,19日抓獲公司法定代表人姜杰。根本沒有給企業聽證和訴訟的時間。而政府"監管組"撤回企業聽證是早有預謀的棋局。第三,以上證據,不但無法補強控方的有罪指控,相反都是有力的無罪證據,更能證明辯方觀點。法庭應當依法及時作出無罪判決。

        雙方都確認被告曾補交稅款

        控方最后出示了法院調取的有關姜杰當時代企業補交100萬元稅款、企業補交30萬元稅款、財務人員王春英補交2萬元稅款的憑據。

        對此,陳有西律師在質證反駁時認為:第一,確認這些亊實無誤;第二這是被告個人為企業主動交納稅款,不能按一審時界首市人民法院那樣作罰金處理;第三,此舉更能證明被告他們無偷稅的故意,能積極主動補稅,這些都符合法律規定的不處刑責之規定;第四,稅務局告知沙河酒業公司漏稅只有107萬,他們補交的已經過額,故無罪。

      法庭調查和辯論結束后,二審合議庭依然沒有當庭宣判。審判長宣布:合議庭認為本案案情重大復雜,合議庭經合議后再擇日宣判。

           11月18日,阜陽中級法院經過認真合議討論,作出判決:本案一審判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法院重審。

           根據《刑法修正案》(七)的規定,稅務案件必須先進行行政程序。補交稅款后不構成犯罪。而界首國稅局原認定的沙河酒業公司的漏稅為107萬元,還要經過聽證和行政訴訟進行審查才能確認。因此本案再定罪的可能性依法已經不存在。陳有西律師和梁猛律師將于近日致函一審法院,要求釋放姜杰或者對其取保候審釋放。

       

      浙商曝安徽阜陽“政府搶民企”丑聞

      界首市政府被指違法行政破壞當地投資環境

      中國新聞網\人民網

      核心提示:浙江一商企花7200萬元購入“沙河酒廠”破產財產轉投安徽阜陽的縣級界首市“沙河王”酒業公司,三個多月后,民營公司被界首市政府“監管”,公章被扣,停止經營。已破產企業稅收被倒查三年, 沙河酒業公司被判補繳稅款和罰稅1.4億元,聘的總經理判刑五年,浙商投資血本無歸。公司股東要請律師辯護被“監管組”阻撓。安徽當地的這種投資環境引起浙商極大憤慨,浙江三大商會連署上書安徽省委省政府,投訴界首市政府公開搶奪民營企業,此事已引起浙江、安徽兩省領導高度重視。

       

      中新網杭州5月18日電(記者 嚴格 陳國亮)

      近日,浙江企業家協會、浙江企業界聯合會、浙江省工業經濟聯合會連署上書安徽省委、省政府,稱一浙江商企在安徽阜陽的界首市投資安徽沙河王酒廠后遭遇一系列不公正待遇,還指責當地政府欲搶走“沙河酒業”這個民營企業。

       

      界首市政府“監管”民營企業 被指“違法行政”

           這份報告反映,2007年7月,浙江嘉德萊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在安徽省產權交易所以7200萬元競拍到安徽沙河王酒廠的資產。界首法院裁定酒廠破產償債完畢。隨后,嘉德萊將拍賣所得的4200萬資產轉投資到自己原成立的“安徽沙河王酒業有限公司”。隨后,浙江商人聘請了新的總經理,開始運作“沙河王”這個知名品牌,企業一度銷售大旺,失業工人都恢復上班領到了工資。

      但是,在界首市主要領導變動后,2008年4月,界首市政府以嘉德萊集團違反《產權交易合同》中約定的后續投資承諾為由,將嘉德萊起訴至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要求解除產權交易合同,要將已經拍賣的財產收回轉賣給江蘇洋河酒業公司。為迫使公司就范,指令界首稅務機關對已經破產的沙河酒廠倒查稅三年,政府拍賣收進的7200萬一分不補稅,反而要對后賣財產的浙商處罰、追究刑事責任。在查稅、罰稅的同時,界首市政府對這家民營企業發出《關于對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財務及經營實施監管的通知》,派出監管組強行接管企業,控制了企業的公章及財務章。限制公司的罰稅聽證權、行政復議權、行政訴訟權。更惡劣的是,在界首公、檢、法偵查和判決沙河酒業公司補繳稅款和罰稅的刑事案件中,剝奪公司聘請辯護律師權,公司沒有辯護就被判罰1.4億元。浙商投入界首的資產被罰光還不夠。浙商憤概地說“這分明是運用當地公權力搶劫”。

      公司被“監管” 法人涉稅刑案申辯成難題

      嘉德萊公司在投資創業遇阻后,對當地環境失去信心,將公司股權以債轉股形式,轉讓給另一家浙商,民營企業杭州福恒貿易公司。債權轉股權的訴訟調解經杭州市江干區人民法院裁定生效。福恒公司持有了沙河酒業公司的55%股權。2009年5月20日,嘉德萊公司、福恒公司收到阜陽中級法院的判決,確認杭州江干法院對股權轉讓的裁定已經合法生效,嘉德萊公司因《產權交易合同》違約,賠償界首政府720萬元,已經拍賣財產不予返還。至此,沙河酒業公司的民營股權性質得到兩地法院的確認。然而,沙河酒業并沒有就此安寧。

      早在查稅開始時,界首市稅務機關認定沙河酒業公司偷稅額為107萬元。酒業公司隨即向稅務局補交了100萬稅款。2008年7月20日,界首市公安局以涉嫌偷稅罪,將沙河酒業聘請的總經理姜杰刑事拘留,并在網上通緝嘉德萊集團法定代表人楊小波。三個月后,案件被訴至界首市人民法院,法院隨后認定:沙河酒業偷稅3000多萬元,于是判處沙河酒業補繳稅款和罰金1.4億元。判處姜杰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100萬元;據了解,目前把沙河酒業所有資產加起來也不值1.4億元。

      一審刑事判決沒有辯護律師為公司辯護。沙河酒業公司的股東不服一審判決,向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但是聘請律師時同樣遇到了麻煩。沙河酒業股東希望在二審時自行聘請律師出庭,但是界首市政府監管組拒絕蓋公章,為對付浙商股東,勿忙由“監管組”為公司“聘請”了二位當地律師。萬般無奈的股東召開股東大會,決議原公章作廢,向界首工商部門備案,重新刻制了“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的公章,向阜陽法院出具了聘請律師的委托書和公函、股東會決議。阜陽市中級法院現在面臨兩批為沙河酒業辯護的律師;一批是界首市政府派駐企業的監管組蓋章(已被股東大會廢止)的授權律師;另一批是股東會決議和新公章蓋章的授權律師。隨后,留守界守的浙商代表人受到界首公安機關人員的查詢,問新公章是怎么刻出來的。

      界首市政府的一系列行為,遭到了浙江投資商的強烈質疑。據沙河酒業股東會聘請的二審辯護律師、京衡律師集團主任、國內著名律師陳有西介紹:民營企業不同于國有獨資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是股東會,不是政府。沙河酒廠財產拍賣不是企業整體拍賣,而是資產拍賣,資產拍賣合同違約不及于企業管理權。酒廠破產清算組在界首法院裁定破產完成后,使命已經結束解散,無權再去接管他人的企業。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界首市政府派出監管組接管民營企業的做法都是違法無效的。違法干預企業管理權、經營自主權、行政聽證和應訴權、辯護權造成損失的,還應當國家賠償。當地政府的監管組進駐沙河酒業后,股東會的多次決議都無法執行,股東代表不但無法進廠辦公,甚至連為企業聘請律師出庭應訴的權利都被剝奪。“名為監管查稅,實為利用公權力搶企業,這是嚴重的依仗當地權力和勢力欺負外地投資商、極為短視的違法行政行為。”陳有西律師說:“界首法院的一審判決也是明顯違法的。2月28日全國人大已經通過《刑法修正案七》,對偷稅罪按先行政處罰后刑罰的規定執行,主動繳清罰稅的不追究刑事責任。按我國刑法修正案通過立即生效的規定、以及刑罰規定從新兼從輕、有利于被告的原則,界首法院3月30必須適用新刑法,已經無權判決。必須退回稅務機關行政處理。作為一個縣級法院,對于罰稅1.4億將導致企業破產倒閉的案件,相當于自然人的死刑判決,一審審理這樣的案件級別管轄也有問題。”

      浙皖兩省政府協調未果 專家稱:政府監管民企失當

      沙河酒業股東曾多次以書面形式,向浙江省和安徽省政府要求保護其民營企業的投資權益和經營自主權,也引起了兩省政府的重視,2009年1月12日,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副主任孟剛帶隊,來到安徽省政府協調界首市“監管”浙商民企一事,雙方專門召開了一次協調會,當時安徽省政府辦公廳副秘書長黃曉武,安徽省國內經濟協作辦公室康副主任、新任界首市委書記劉玉建參加會議。會上孟剛感謝安徽當地政府對浙商投資企業的管理和監督,但明確指出界首此事的不當。他說“名為監管實為接管”,他明確提出要求恢復浙商在沙河酒業的所有權、經營權。他的意見得到了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同。但界首負責人回去后依然故我,并稱“依法辦事”,由公檢法辦案,在3月份作出了罰稅1.4億的判決。

      京衡律師集團已經赴京委托國內最權威的四位刑法、公司法、稅法專家進行了專案研討論證,四位法學專家研究了六十多份一審材料和相關證據后一致認為,本案一審判決認定偷稅主體錯誤、認定事實錯誤、計算稅負錯誤、適用法律錯誤,本案必須適用新的《刑法修正案七》,應當撤銷原判發回重審,退回稅務機關行政處理。著名民營經濟研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院長劉迎秋認為,界首市政府通過監管組的形式監管民營企業經營和財務,不言而喻是錯誤的,政府是規則的制定者和監督者,但不能代替企業執行規則。

      但據記者了解,沙河酒業目前依然處于政府監管之下。并對公司股東的自行維權行為、刻章行為準備查究。記者在監管組進駐沙河一年后致電沙河監管組,并將監管組的派出理由及監管組是否將長期存在等問題書面傳真至沙河酒業監管組,但截至記者發稿,并未得到監管組方面的回應。

      最新消息顯示,浙江企業家協會、浙江企業界聯合會、浙江省工業經濟聯合會連署上書安徽省委省政府要求維護浙商在界首市的合法權益一事,已經引起安徽省委省政府和阜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本網也將持續關注此事進展。

       

      沙河酒業億元稅案二審辯護詞(全本)2009-10-15 0:39:01


      姜杰被控偷稅罪案

      二審辯護詞

       

      阜陽市中級人民法院

      合議庭各位法官:

        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受被告姜杰委托,指派我會同安徽達安律師事務所梁猛律師一起為其被控逃稅案出庭辯護。我完全同意梁律師剛才陳述的辯護意見。他已經闡明的詳細內容我不再重復。為使法庭更明了案情,準確作出判決,我再補充若干要點,請法庭審查考慮,也請出庭檢察員指正和分析評價。

        綜觀全案,我認為本案一審判決認定基本亊實不清,定罪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審理程序違法,是一個比較典型的錯案。本案從真相上看,沙河公司只構成行政違法,不構成刑亊違法。應當判決撤銷原判,直接改判各被告無罪,或者發回重新審判,由一審法院、檢察院退回公安、稅務機關行政處理結案。

        我陳述的要點如下。

      一、    關于本案亊實不清問題

      本案亊實不清主要如下:

      1、犯罪主體沒有搞清

      本案有三個納稅主體:按《起訴書》表述為總額3325萬元:

      沙河酒廠,稅務局認定應稅為黃凱任期內1650萬元;姜杰任期內742萬;總計2392萬元;但姜杰從來沒有在酒廠擔任任何職務。

      嘉德萊集團,租賃沙河酒廠期間,由其負責納稅,稅務局計為酒廠應納稅額;

      沙河酒業公司,稅務局認定應稅為增值稅黃凱任期559萬元。姜杰任期343萬元。總計902萬。

      本案只起訴了一個主體法人沙河酒業公司,稅務局有查稅告知的,沙河公司漏稅只有107萬。但一審將稅務局明確分開的酒廠的稅,也算到到酒業公司頭上。犯罪主體直接搞錯。將稅務只有告知107萬的稅,未經查稅和行政聽證,直接由公安追加到902萬。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暫行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增值稅暫行條例》等法律規定,以及沙河酒廠與嘉德萊集團簽訂的《租賃協議書》、《產權交易合同》中有關稅負、債務承擔條款的約定,《起訴書》指控的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期間,沙河酒廠、嘉德萊集團、沙河酒業公司對不同階段的不同稅種各自承擔相應的納稅義務,三家公司均為獨立的納稅主體,對于未繳稅款責任的認定,應當分階段、分時間、分主體、分稅種、分責任人進行計算和處理。一審判決將全部責任歸于沙河酒業公司一家公司承擔,事實認定錯誤。

      2、        基本情節沒有查明

      本案的基本亊實情節,是指偷稅的主體、行為人、主觀故意、總額、經過、結果。由于主體認定出現了基礎性的錯誤,把無關主體的責任張冠李戴納入沙河公司名下,導致本案基本亊實出現嚴重錯誤。本案本來只要查明沙河酒業公司成立并銷售以來營業收入有無開票、有無入帳、有無納稅即可,對稅務局認定的107萬偷稅是否確實存在即可。結果卻出現了主體錯誤、亊實混淆、主觀臆斷、盲目累加,公安階段沒有經過實際查稅和財務審計鑒定,直接得出了偷稅總額達3325萬,法院罰金1.1億元總額達1.4325億的荒唐判決結果。這樣的亊實錯誤,經不起最簡單的檢驗,直接構成亊實不清。

      3、        應繳稅額沒有查明

      增值稅以應稅收入作為征收依據,并要查明抵扣進項成本。即原料、工資、能源等成本扣除后,產品所增加的附加值部分納17%的增值稅。因此銷售收入和銷售發票、帳冊是計算應稅額的基本依據。本案中,對稅務認定的屬于沙河酒業公司的107萬漏稅額,也沒有進行認真的審計。計算竟然是以內部有重復的“調撥單”作為計稅依據。直接違反《會計法》和《稅收征管法》、國家稅務總局《稅務稽查工作規程》。在有會計帳、有銀行帳的情況下,這是完全錯誤的。導致應稅額最終也沒有查明。

      二、    關于本案證據不足問題

      本案證據不足主要如下:

      1、        主要定罪證據違法無效

      本案認定亊實的最主要的證據,是界首國稅局2008年7月8日出具給沙河酒廠的《稅務行政處罰告知書》、《稅務處理決定書》。而這兩份高達2400余萬的處罰、處理決定,是違法無效的,不具備合法性和真實性,根本不能作為刑亊證據使用。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稅務局這樣處罰、處理時,安徽沙河酒廠這個法人單位早已消滅,民亊權利義務消滅、行政法律關系也都歸于消滅。這個行政行為居然是一個沒有行政相對人的行為。直接構成行政法上的主體違法。請看亊實。

      2006年12月7日,界首法院裁定沙河酒廠破產;

      2007年7月31日,破產財產拍賣成交,得7200萬進入政府清算組帳戶;

      2007年9月20日,界首政府組織的清算組作為破產管理人接管企業;

      2008年3月20日,法院裁定沙河酒廠破產程序終結。資產處理、職工安置、債權債務全部處理完畢。法人消亡。所有債權債務歸于消滅。

      2008年7月8日,在法人消亡四個月后,界首國稅局對已經不存在的沙河酒廠進行查稅罰稅。出具《稅務行政處罰告知書》、《稅務處理決定書》。

           只要稍懂民法、行政法、破產法的人,都知道這個行政行為的違法性和荒唐可笑。破產債權,包括國家稅收債權,都必須在破產程序中申報。過期不申報的,歸于失效。稅收財產,應在企業破產財產中優先受償。破產終結后,無權追償,也無處追償,更不用說企業已經破產終結了還去查稅。要補稅,也只有從政府收走的拍賣所得7200萬中去追繳,絕不可能及于其他主體。這樣的證據,如何能作為法院刑亊判決的證據?界首法院對自己宣告終結的破產案件,是怎么樣自相矛盾執法的?一審最主要2400多萬偷稅的證據是個無效證據,一審刑亊判斷還能成立嗎?

      2、        稅額認定沒有合法證據

      稅務案件,另一個最主要的證據是核稅認定的鑒定。本案沒有經過這一程序,沒有客觀的審計和鑒定。查稅人員根據政府的授意,不是按照帳冊,而是按照調撥單進行編制統計后就草率地確定出漏稅額。更嚴重的是,沒有同當亊人核實;沒有聽證異議審查;沒有行政復議,沒有行政訴訟。一審刑亊只審了半天,對這個證據根本沒有質疑和認真開示。這個主要定罪證據的產生和認定不但不具備客觀性、真實性,也不具備合法性。《稅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只有不設置帳簿、擅自銷毀帳簿或者拒不提供納稅資料、帳目混亂或者成本資料、收入憑證、費用憑證殘缺不全,難以查帳的,稅務機關才有權核定其應納稅額。而本案沙河公司一直有健全的帳務,帳冊、憑證、單據都被稅務機關提取。完全可以依法查明審計。

      3、        基本計稅方法證據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梁律師已經指出,不多重復。主要有稅務部門計算所依據的調撥單存在多次重復計算的問題。許多出貨系政府相關部門拿走和其他用途,并非銷售,不應計稅。王春英等財務反映稅務部門提出的偷稅比例計算過高問題。最嚴重的錯誤還是將銷售收入全部算作增值利潤沒有合理抵扣進項成本問題。

      所以,本案一審主要定案證據不足,無法定罪。

      三、    關于本案適用法律錯誤問題

      本案適法錯誤問題如下:

      1、        直接違反《刑法修正案七》生效規定

      本案發生在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期間,一審判決時間為2009年3月30日。在此期間,《刑法修正案(七)》于2009年2月28日通過,國家主席令當天公布生效實施,全國法院必須適用。其中第3條對原刑法第201條偷稅罪的規定進行了修正。而一審法院在審理此案時,并未援引《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的規定,仍然依照原刑法第201條作出判決。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予以糾正。誠如陳興良教授等《專家論證意見書》對該問題的解釋:

      (1)修正案公布即生效,2月28日生效,3月30日判決,一個多月后界首法院按原201條作出判決錯誤。應當按新法適用。

      (2)依據從舊兼從輕原則,也應當適用《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該條對偷稅罪增加了補繳稅款后不追究刑事責任的免責條款,對于同樣偷稅行為,依照《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的規定,行為人存在不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可能。從法律后果上來看,《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的規定輕于原刑法第201條,屬于輕法。

      (3)適法不根據行為時間,而是根據審判時間。本案行為持續發生于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4月30日期間,雖然行為當時《修正案(七)》尚未生效,但在一審審理期間已經生效。依照從舊兼從輕的刑法溯及力適用原則,對于本案,一審審理應當適用輕法亦即《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的規定,而不應適用重法即原刑法第201條的規定。

      (4)國內已經有大量判例,09年2月28日后按修正案審判。司法實踐已經有章可循。界首市法院對法律的理解直接錯誤。

      2、        確定本案罪名錯誤

      同樣,根據以上分析,本案應定“逃稅罪”,并按新的構成要件對照適用。即通知后補交稅款,不按刑亊犯罪處刑,而是按行政法調整。

      3、        認定犯罪構成要件錯誤

      《刑法修正案(七)》第3條罪狀描述和犯罪構成,同原《刑法》201條有很大的不同。規定對于偷稅行為,“經稅務機關依法下達追繳通知后,補繳應納稅款,繳納滯納金,已受行政處罰的,不予追究刑事責任”。一審法院由于沒有適用該修正案,對這一重要刑法新規定視而不見,直接導致了錯判。甚至強詞奪理地說:補繳是指未刑亊措施前,不是指其后。(見《判決書》P15頁第二節)按其說法,只要查稅通知當天即抓人,所有案件都依然可以按刑亊判。這直接架空了《修正案七》,這已經不是理解錯誤問題,而是法官對國家立法權的故意歪曲和直接侵越。

      4、        對《民法通則》主體概念理解錯誤

      司法審判,主體明確、責權利清楚、民亊行為能力和權利能力分清,是基本要求。一審法院《判決書》第12頁第一節有一句不知所云的邏輯混亂的說法:“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作為嘉得萊集團的分支機構(獨立法人機構),依法可承擔偷稅罪的刑亊責任。即2006年9月到2007年12月的承租期間內,不論是安徽沙河酒業公司的偷稅行為,還是以發包人沙河酒廠行為,均應由沙河酒業公司承擔偷稅刑亊責任。”其對民法主體概念、法律責任自負的概念、稅法規定的依主體登記、各自獨立納稅的概念的混亂和不知所云,已經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這是法律水平問題,還是另有原因,只有一審法院自己知道。分支機構怎么又是獨立法人機構?自己是可以獨立承擔責任,但他為什么要為其他主體承擔責任?發包是酒廠,承包人是嘉德萊,這兩家的稅怎么會跑到無關的酒業公司頭上?一審法院對《民法通則》、《公司法》主體責任理解的常識性錯誤,實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5、        對《破產法》債務概念理解適用錯誤

      對《破產法》理解的錯誤,是導致本案主要部分偷稅額認定錯誤的根源。政府一些人員不懂是可以理解的,一審法院作為專業司法機關,這樣理解就是不應該的。

      第一,法人消亡,債權債務行為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都歸于消滅,這是十分明確的民法、行政法基本概念。破產終結以后,民亊程序和行政程序都不可能重啟。就象一個自然人死亡后不可能產生新的同其本人相關的法律關系一樣。

      第二,《破產法》規定,法院宣布破產終結后十天內,清算組、管理人必須解散,除了進行已經在破產時開始的后續亊項外,其他任何人不能以其名義再進行任何行為,包括承諾、接受、應訴。

      界首法院的公告,“ 2008年3月20日裁定終結沙河酒廠案的破產程序,未得到清償的債權不再清償。”《企業破產法》第121條:管理人應當自破產程序終結之日起十日內,持人民法院終結破產程序的裁定,向破產人的原登記機關辦理注銷登記。管理人于辦理注銷登記完畢的次日終止執行職務。但是,存在訴訟或者仲裁未決情況的除外。沙河酒廠,在法院宣告破產時沒有任何未了訴訟。破產清算組民事起訴告嘉德萊時間是2008年4月23日,刑事報案立案抓姜杰是2008年7月20日。派出監管組并非法接管民企沙河酒業公司是在2008年7月23日。都不是破產前的未了訴訟。

      也就是說,以破產清算組的名義派出政府監管組接管民企、打民亊產權官司,以監管組非法撤回稅務處罰聽證,限制公司請律師,限制股東自己管理公司,非法“配合”查稅,都是違法的行為。一審法院把一個已經破產了結的沙河酒廠的2400多萬稅款認定下來,并轉嫁到沙河酒業公司頭上,并罰1.1億,是大錯特錯的亂判。

      第三,如果認定破產企業有欠稅要罰繳,那么也是從政府破產清算組拍賣所得拿走的7200萬破產剩余財產中去追繳,怎么會弄到完全無關的酒業公司頭上?《企業破產法》第113條第2項規定,破產人所欠稅款屬于以破產財產清償的債務范圍,應由破產人以破產財產承擔。 本案中沙河酒廠于2006年10月23日申請破產;2007年7月31日,破產財產即已經被拍賣;其全部資產以拍賣的形式作價7200萬元賣與嘉德萊集團。并于2007年12月7日終結破產程序。在破產清償期間破產清算組未向稅務機關補繳應繳稅款。因此,在沙河酒廠破產程序終結之前(即破產資產移交之前)沙河酒廠所欠債務包括稅務債務,應由沙河酒廠以破產財產承擔。拍賣財產應納入破產分配,稅收應按《破產法》受償順序受償并分配終結。

      四、    關于本案一審程序違法問題

      1、        應當終止審理沒有終止

      根據《刑法修正案七》已經生效的情況,界首法院應當告知檢察機關撤回本案起訴先進行行政罰稅程序。2月28日后全國法院都是這么做的。如果不撤訴應當判決無罪。但本案一審法院在一審律師一再提醒后仍然違法審判并逕行作出了違法的判決。

      2、        證據沒有進行逐份質證

      作為縣一級法院,對于一個繳罰1.4億的復雜的稅務大案,只用了半天時間就審結。大量證據根本沒有開示后質證,直接導致亊實不清、案情認定錯誤、證據沒有認真質證、適用法律沒有充分展開辯論的問題,直接導致錯判。

      3、        刑亊偵查程序違法

      法制社會要求執法機關善意地、公正地理解和執行法律,不能濫用公權。沙河稅案國企時不查,破產清算時不查,賣資產時不查,姜杰只管了四個月就被查被關了。直接原因是浙商不屈服于當地政府的違法干預。

      稅務案件屬于行政違法案件,國家立法設定了行政檢查、行政告知、行政聽證、行政處罰、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刑亊立案等一系列前置程序。如果一發現稅務違法就抓人,不但會嚴重損害企業生產經營,還會導致大量誤抓、打擊過寬的問題。本案證據顯示了本案的一系列不正常現象。比如先有稅務處罰結論再去取證、故意把無關企業稅負硬加進來嫁禍于人等等。

      而公安的立案程序則問題更為嚴重。姜杰擔任法人代表還只有四個月,他提出了行政聽證,愿意借錢補稅等情況下,從無為縣趕回合肥準備進行聽證時被抓,政府監管組馬上“代表企業”撤回聽證申請。各部門的配合如此嚴密有效。導致行政救濟行為停止,企業法庭辯護人都沒有。民企的兩個股東一個姜杰被抓,一個李延剛權利被完全剝奪,連知情權都沒有。刑亊偵查權是維護國家公平正義的重要權力,而在本案中明顯被濫用了。導致依刑法修正案根本不能關的姜杰被一直關到現在。

      4、        公司辯護權沒有依法保護

      對于這樣巨額的繳罰1.4億的稅案,法人犯罪被告居然沒有辯護人。稅務局通知聽證,姜杰提出聽證,第三天被抓,聽證前一天政府控制的監管組利用強行拿走的公章,沒有經過法人代表姜杰同意,撤回聽證申請。法院又不通知股東,導致一審刑亊庭中沒有律師為第一被告辯護。法院對這樣嚴重的侵犯企業自主權行為,視而不見,而草率審理,草率下判。

      一審存在的這些程序違法問題,直接導致了本案的錯判。至于本案一審法院與政府配合的一些背景問題,就不去多說了。

      五、關于界首市政府違法干預本案問題

      這無須論證,只列出時間就夠了:

      2008年3月20日,法院裁定沙河酒廠破產程序終結。清算組依《破產法》應于10天內解散。法人消亡。所有債權債務歸于消滅。

      2008年4月17日,界首市政府將這個已經不能存在的違法的清算組,派出到另一完全民營股權的企業沙河酒業公司作為“監管組”,收走公章,對企業進行非法接管。同時派出稅務局進行查稅。

      2008年7月8日,界首國稅局對沙河酒業公司作出稅務處理決定。將早已不存在的已經破產終結的沙河酒廠“查出”2400多萬偷稅,并荒唐地算到另一企業沙河酒業公司頭上。

      2008年7月11日,法人代表姜杰代表公司提出罰稅聽證申請。稅務局通知24日聽證。

      2008年7月20日,姜杰被界首市公安局以偷稅罪從合肥抓走。

      2008年7月23日,政府監管組盜用公司公章,沒有經過法人代表姜杰同意,沒有經過股東同意,“代表公司”書面撤回“聽證申請”,放棄行政救濟權。其后也“代表公司”不行政復議、不訴訟,讓“罰稅”生效。

      2009年2月20日,偷稅案刑亊一審開庭,“監管組”又“代表公司”不請律師,放棄辯護權。界首法院判決對公司追繳和罰稅1.425億元。并拖著不上訴。在股東強烈交涉拿無罪上訴書要求蓋章時,“監管組”不得不自行制作“認罪減輕”的上訴書交法院。以阻撓股東自行上訴,代公司在上訴中"認罪"。

      2009年10月13日,“監管組”不許股東自請律師,又“代企業”請了兩個律師出庭,其律師在法庭上竟稱一審判決“亊實清楚、證據確鑿、判決得當、完全正確”。如果這樣,還要上訴干什么?辯護人成了公訴人。對界首政府要搞垮沙河酒業公司的目的進行了有力的配合。

      六、關于政府監管組代請律師的違法性

      作為律師同行,執業應當互相尊重。我們無意冒犯監管組請的兩位律師。我們尊重他們的執業權利。但是,本案是法人犯罪,姜杰是作為直接主管人和責任人被定罪。如果企業自認有罪,我們的對法人代表的無罪辯護就無法成立。因此,出于律師執業責任和職業道德,我們不得不對這個問題提出質疑。我們認為這兩位律師無權代理,出庭是違法的。

      1、按無罪推定原則,姜杰在終審前都是無罪的。他的法定代表人的民亊權利能力和民亊行為能力都具備,并沒有被變更。他有權利決定請誰擔任公司律師。他已經當庭對該兩人提出了異議。沒有請他們。該兩律師也從沒有去征求意見,了解案情,從不認識。根本無法盡職辯護。

      2、民營企業最高權力機構是股東會,不是政府。本案股東福恒公司(持股55%)、姜杰(40%)、李延剛(5%)全體亊先致函阜陽中院指定了自己的律師,明確不同意政府請的律師。

      3、被監管組強行收走的公章已經被股東會公告作廢,并向界首工商局備了案。用新公章自請律師,撤回政府用企業原公章請的律師。沒有法人代表簽字并用作廢公章請的律師已經無權代理。

      4、監管組是違法的。沙河酒廠清算組早已經解散,政府無權向一個無關的全民營企業派出所謂的監管組。更無權為公司“代”請律師。

      5、作為辯護人,他們明顯違背委托人意志進行認罪辯護,配合公訴方和政府損害企業利益,違背律師基本職業道德和操守。

      因此,該兩律師系違法出庭,無權代理,其辯護意見應當作廢,不予采信。

      需要指出的是,公司訴訟代表人孫翔飛已經代表公司兩次當庭表示,公司以姜杰本人和姜杰辯護律師的意見為準。即無罪辯護。公司律師同其說法直接沖突不一致,因此也是無效的。

      七、沙河酒業公司實際欠稅應在稅務機關告知認定107萬范圍內進行審查認定

      綜合以上分析,辯護人認為,對于本案中發生的稅款(稅金),應當區分納稅主體,以下述方式確定納稅稅種、計算應納稅額。

      其一,沙河酒廠應當承擔的稅款有:(1)2006年8月13日出租本廠資產之前,因生產經營白酒而產生的增值稅、消費稅;(2)2006年8月13日出租本廠資產之后至2007年12月7日破產資產移交前,除應由嘉德萊集團租賃經營而承擔的稅賦以外的其它稅款。

      其二,嘉德萊集團應當承擔的稅款有:(1)2006年8月13日至2007年12月7日租賃經營沙河酒廠期間,因生產經營白酒而產生的增值稅、消費稅;(2)2007年12月7日收購沙河酒廠破產資產至2008年4月2日將資產注資沙河酒業公司之前,使用這些資產生產經營白酒而產生的增值稅、消費稅。

      其三,沙河酒業公司應當承擔的稅款有:(1)2006年8月20日(嘉德萊酒業公司)成立至2008年4月3日經營范圍變更之前,因本公司銷售酒類而產生的增值稅。(2)2008年4月3日經營范圍變更之后至今,因本公司生產、銷售酒類而產生的增值稅、消費稅。(3)2008年4月2日接受沙河酒廠破產資產注資后,使用原沙河酒廠資產生產經營而生的增值稅、消費稅。其中,(2)(3)兩項內容重合,只以沙河酒業公司的實際經營活動計算一次。(4)由于2008年4月17日當地政府部門要求本已經于2007年12月7日終結破產使命的沙河酒廠的清算組,向嘉德萊公司發出《關于對安徽沙河酒業公司財務及經營實施監管的通知》,并實際上接管了沙河酒業公司的經營事務,因此在刑法上,2008年4月17日后的稅負責任不應由沙河酒業公司承擔。實際上檢察機關的《起訴書》也沒有追訴此后行為。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被告單位沙河酒業公司只應對《起訴書》指控期間(2006年9月1日至2008年4月17日)內,只對本公司銷售酒類而產生的增值稅,以及2008年4月2日以后17日之前共計15天的生產酒類而產生的消費稅承擔納稅義務。相應的,對于被告人姜杰、王春英,也只應對其任職期間負有直接責任的沙河酒業公司的偷稅行為承擔責任。一審判決將本應由嘉德萊集團、沙河酒廠承擔的納稅責任,認定均由沙河酒業公司承擔,屬于事實認定錯誤。此外,稅務機關以及一審判決對于沙河酒業公司未繳稅款具體數額的認定,還存在依據不明、重復計算和多計的情況。

      八、沙河酒業公司不構成犯罪

      界首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在檢查納稅情況后,分別對沙河酒廠(嘉德萊集團租賃)和沙河酒業公司,作出了界國稅處[2008]0606號、0607號《稅務處理決定書》,界國稅罰告[2008] 0606號、0607號《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可見,稅務機關是將沙河酒廠(嘉德萊集團租賃)和沙河酒業公司作為兩個獨立的納稅人,對其各自實施的偷稅行為分別進行處理和處罰。如果兩單位偷稅行為達到構成犯罪的標準,司法機關需要追訴時,也應對沙河酒廠(嘉德萊集團租賃)和沙河酒業公司兩公司分別追究責任。沙河酒業公司只對本公司實施的未繳稅款行為和數額承擔刑事責任,而不能對其它公司的違法犯罪行為承擔責任。

      沙河酒業公司在成立之初,即具有獨立法人資格,其雖屬嘉德萊集團全資控股的子公司,但經營活動、財務會計、組織機構獨立于嘉德萊集團。之后沙河酒業公司的股份已經轉讓給李延剛60%,姜杰40%。李又轉讓給浙江杭州福恒貿易有限公司55%,經法院調解生效。姜杰、李延剛等公司和個人,不再由嘉德萊集團控股或參股。在此情形之下,沙河酒業公司與嘉德萊集團之間已無任何關聯,更不能認定其為嘉德萊集團的分支機構。對此,嘉德萊集團出具的《嚴正聲明》也予以了證實。他們是民企,納稅是獨立責任,不可混同。沙河酒業公司只應對本單位實施的行為承擔責任,而不對其它單位的行為承擔責任。一審判決將本應由嘉德萊集團、沙河酒廠承擔的責任歸于沙河酒業公司一家公司承擔,顯屬錯誤。

          偷稅罪是行政處理前置的犯罪,需要先有納稅人違反稅收管理法規的行政違法行為,達到一定的數額和比例之后,又拒不按通知交納,才能構成犯罪。而本案中,除了107萬有告知,正在聽證、補交外,其他的所謂漏稅稅務機關根本沒有告知和通知交納,根本進不了刑亊程序。

      在稅務機關下達處理意見和處罰通知后,沙河酒業公司未及時補繳稅款是有已經查明的政府因素的。并非是沙河酒業公司主觀上不愿補繳稅款,而是遭遇了不可克服的客觀障礙。2008年4月17日,界首市人民政府以沙河王酒廠破產清算組的名義,向嘉德萊集團及沙河酒業公司發出《關于對安徽沙河酒業有限公司財務及經營實施監管的通知》,以沙河酒業公司違反《產權交易合同》中的保證條款為由,派駐人員進駐沙河酒業公司,沒收扣壓公司公章、接受監管財務和生產經營,以行政手段控制沙河酒業公司。在2008年7月8日,界首市國家稅務局(稽查局)對沙河酒業公司下達了《稅務處理決定書》及《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之后,由于沙河酒業公司已被政府派駐人員監管控制,公司股東對于訴訟的進行、訴訟代表人的確定均不知情。沙河酒業公司在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受到限制的情況下,無法按照《稅務行政處罰事項告知書》在規定期間內提出聽證申請、行政復議、行政訴訟。并且,在2008年7月9日,即《稅務處理決定書》下達的第二天,仍在聽證申請期間內,界首市公安局即對本案進行了刑事立案,并將沙河酒業公司法人代表姜杰等人羈押,也使沙河酒業公司更新喪失了申請聽證和復議的時間和能力。盡管如此,沙河酒業公司還是向稅務機關提交了書面陳述材料,要求進行聽證,并以成品酒作為納稅擔保,積極安排人員籌措補繳稅款。在姜杰等人被采取強制措施后,也通過家屬補繳了100多萬元稅款。沙河酒業公司的大股東杭州福恒貿易有限公司也向稅務部門發出函告,愿依法及時繳納所欠稅款。

      根據上述亊實,界首市人民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行接管民營公司,限制、剝奪其經營管理權、民事處分權利和訴訟權利,顯屬違法。按照稅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對于偷稅行為的處理,應當先按行政程序進行認定、追繳和處理,涉嫌構成犯罪才移交公安部門。本案中,稅務機關未給沙河酒業公司留出必要的申請聽證、行政復議時間,即將案例移交公安機關。上述兩項原因,是造成沙河酒業公司主觀上欲補繳客觀上卻不能補繳稅款的主要原因。因此,沙河酒業公司未及時補繳稅款的情形,明顯不屬于拒不補繳情形。

      因此,本案沙河酒業公司不構成逃稅罪的法定要件和罪狀特征,不構成犯罪。

      九、姜杰個人不構成犯罪

      1、姜杰是作為單位犯罪的直接責任者而被追究。因此,在單位不構成犯罪的前提下,他當然是無罪的。

      2、姜杰不是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

      起訴書指控的2008年1--4月期間,姜杰是受聘于浙江嘉得萊控股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總部”),擔任其控股子公司(安徽沙河酒業公司)總經理,負責酒業公司的全面營銷策劃。而在公司的實際經營過程中,對于重大事項、財務審批、納稅申報、人財物的處置權完全建立在浙江嘉得萊總部的實際掌控之下,姜杰作為酒業公司的負責人只是主管營銷和推廣,嘉德萊公司根據界首當局推薦聘用,也只是看中他的“營銷奇才”。他對公司納稅根本沒有決定權。在法庭調查時,姜杰、王春英均對此特別作出說明,總部派財務總監丁寅專門對酒業公司的財務進行監管,納稅申報是按照總部財務安排一直沿襲酒業公司成立以來的申報方法進行,各項支出要經總部下文確定的丁寅、黃凱、姜杰三人共同簽字審核。公司轉為他持股后,時間很短,他就被抓,只擔任了四個月經理。同本案的稅額顯然不相稱。

      《刑法》第211條規定,是對單位犯罪中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進行處罰,并不是對單位的法定代表人進行刑事處罰。具體要視其是否介入了單位犯罪行為,在單位犯罪過程中是否起到了組織、指揮、決策作用,個人實施的行為與單位犯罪行為是否融為一體來綜合認定。

      3、姜杰不具有偷稅主觀故意。

      偷稅罪在主觀方面是出于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逃避繳納應繳稅款義務而非法獲利的目的。在公司的納稅申報過程中,姜杰從未安排或授意財務人員逃避納稅義務。在擔任酒業公司法定代表人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姜杰一上任就面臨接收破產財產的移交工作和職工身份置換的安置工作,積極配合市政府按照部署一方面做好職工的穩定就業,另一方面又要盡快使公司納入正軌,向品牌提升方向發展。對于公司在經營過程涉及到納稅問題,在姜杰、王春英及多位公司會計的證言中可以印證,公司在納稅申報時,姜杰并不直接負責審核,從未指使偷稅。

      4、姜杰有積極補繳稅款的實際行動。

      在界首市國稅局進行稅務稽查時,姜杰安排財務人員按照稅務機關的要求積極進行配合,在接到界首市國稅局下達的稅務處罰決定書之后,姜杰及時安排公司人員積極向稅務稽查部門補繳了稅款,對處罰決定書認定的非其在任期間的稅款也向稅務機關提供了以現有成品酒作為納稅擔保,并結合其任職期間公司的實際狀況向稅務機關提交了書面陳述材料作出了說明,要求對稅務處罰決定進行聽證。

      姜杰在被采取強制措施后,還通過家屬積極籌集現金100多萬元替單位補繳了稅款,上述事實可以證實姜杰在任職的短短四個月的時間內,不具有組織、決策,有目的的進行單位偷稅犯罪的主觀故意。一審法院將之判為罰金,是錯誤的,也是有違善意司法和法律的公正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姜杰不是單位犯罪的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不具備實施偷稅犯罪的主觀故意,卻本案不構成單位犯罪,因此姜杰無罪。

      十、關于本案的處理意見

      合議庭各位法官:

      感謝阜陽中院對本案能夠這樣重視,在二審公開開庭進一步查明真相。使本案有了一個還其本來面目的可能。

      本案發展到現在,真相其實已經非常清楚。法院是社會公正的最后支柱,二審法院是刑亊案件的最后一道關。

      姜杰去年7月20日失去自由到今天,已經一年二個多月。對于一個明顯不應該這樣辦的案件,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現在,沙河酒業公司的產權案已經因政府監管組沒有交上訴費而生效,民亊股權已經塵埃落定。再怎么折騰,這個公司的權利已經確定下來。

      三個主體變一個,罰光沙河酒業公司,取回沙河酒業財產的思路,注定是行不通的。無以對天下輿論。無法樹立界首招商引資的正面形象。

      嘉德萊公司已經退出沙河酒業,它曾經給當地造成的一些誤解,同現在的企業也已經沒有關系。

      我們請求法庭嚴格把好最后一道關,客觀、理性、實亊求是地審理本案,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本案各被告無罪。或者撤銷原判,發回重審,對姜杰辦理取保候審。由界首司法機關將本案退回行政程序,保障企業的行政救濟權利,妥善處理好稅務問題,真正還姜杰一個公道,挽救這家曾經輝煌的可以搞好的企業。

      謝謝法庭。

      姜杰辯護人

      京衡律師集團事務所 

                                     陳有西  律師 

                                                            2009年10月13日

       


      大爷操